邢雅晨【王宁】盛开在闺阁中的“牡丹”――明末清初江南闺阁女性《牡丹亭》阅读接受简论-吴俞萃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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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
王宁，字不宁，男，山西临汾人。1996年入山西师范大学戏研所攻读硕士学位，1999年入南京大学，师从俞为民先生攻读博士学位。2002年9月入苏州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现为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招收“戏曲史与戏曲文学”方向博士生。曾出版《昆剧折子戏研究》等专著，主编《大学戏曲鉴赏》（教材），主持国家社科规划项目（艺术类）“昆剧折子戏研究”、“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江苏戏曲文化史研究”等多项课题。在《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海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山西省、江苏高校优秀社会成果奖、苏州大学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牡丹亭》是古典戏曲的经典，也是古代文学的瑰宝。它的芬芳不仅可以赏之场上，散发在缭绕迷离的吴歈声中；而且可以得之案头，郁结在斑斑的文字里。但进入《牡丹亭》构造的艺术世界无疑是不易甚或困难的，尤其是以文字的方式进入。它不仅要求阅读者具有相应的学识和素养；而且，对精神生活的强烈追求以及对美好情感生活的热切向往也是“深度体验”之必需。
江南闺阁女性由于以下几方面优势，使得她们成为明末清初江南通俗阅读的主体。一是优裕的物质生活提供了获得图书的可能。尽管大规模刊刻使图书成本得以降低，但对普通百姓而言，花二两白银去购买一套20卷的《封神演义》，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事。①二是随着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多，许多闺阁女性具备了阅读欣赏这类读物的背景知识和基本技能。尤其是“闺塾师”的存在，使她们获得了优越的受教育权。三是更多闲暇使她们极易在通俗阅读方面投入更多时间精力。所以，本文的“闺阁女性”即指那些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和较高知识素养的女性群体，她们一般有着比较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通常是文人、士大夫、富商抑或兼有几种身份者的家眷。由于《牡丹亭》特定的故事和主旨，又决定了少女和少妇类型的闺阁女性成为这种阅读的主体。换言之，这类闺阁女性即所谓“有钱”（可以拥有图书）、“有闲”（不必为生计奔波）、“有情趣”（对感情生活比较看重）的“三有”型少女少妇。这一群体在江南出现也绝非偶然，由于经济生活的活跃和高度的城市化，使得江南的闺阁女性在以上三个方面均显示出优势，具有典型和代表的意义。
一、通俗读物的刊刻、唯情论与闺阁阅读的互助关系
闺阁女性的阅读行为，首先依托于当时通俗读物刊刻的盛行。尽管当时也不乏《牡丹亭》抄本，但刊刻本显然更具普及和流播的便利。明代末年，在高度城市化的江南地区，伴随着昆曲的盛行，剧本刊刻也一度流行。当时江南的主要城市如南京、杭州、苏州、吴兴等地，都出现过著名书坊。以南京为例，据为民师考察，自明代中叶至明代末年，南京曾出现过几十家书坊。这些书坊出于射利目的，尤重戏曲和小说的刊刻。如上列书坊中，曾刊刻过戏曲的就有积德堂、富春堂、世德堂、继志斋、文林阁、广庆堂、师俭堂、长春堂、凤毛馆、文绣堂、两衡堂、乌衣巷、德聚堂等十几家。②书市交易的频繁程度也是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的，如在当时另外一个刊刻中心福建建阳，每隔五天就举行一次书市，吸引大批客商前来交易。“繁荣的出版业不但推动了女性读者兼作者的诞生，也导致了一个读者大众群的出现。”[1](p47)“在明末清初江南的每个城市、每一代人中，都有写作、出版和相互探讨作品的妇女。受教育女性人数的充分增多，她们相互影响和社会相互间作用机会的充分增多，创作了一个过去不曾存在的阅读批评群体。”[1](p30)具体到《牡丹亭》，据生活在清代初年的安徽才女程琼所记，当时闺阁女性多用该书夹“石榴样”，闲暇之时，都会翻阅翻阅。所以，一个首先需要关注的现象是，明代中叶之后，《牡丹亭》在闺阁之中的阅读接受，首先是与江南高度的城市化以及通俗读物的刊刻为前提的。同时，这种阅读行为的风靡，显然又刺激了以“射利”为目的的通俗读物的刊刻。
其次，闺阁女性对于《牡丹亭》的追捧，还与晚明“尚情”的思潮密切相关。这一思潮有学者称为“情迷”。它首先体现在哲学领域，表现为对人类本性和性情的重新认定，具有唤醒本性和本心的意义。在文学领域，则有李贽的“童心”论、徐渭的情真论、公安三袁的“性灵”论、汤显祖的唯情论、张琦的“情痴”说、王骥德的咏情论、冯梦龙的“情教”论等不同说法出现，均从情的角度对文学和戏曲予以阐释。
但闺阁阅读与晚明文学和哲学思潮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互动式影响。一方面，这种闺阁阅读发生在当时社会大背景中，故哲学和文学的思潮对于这种阅读存在一种刺激和诱发。尤其是文学领域的情的思潮更对阅读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种刺激和影响又是通过两个中间环节来完成。其一，这种思潮对晚明的文献刊刻有着重要的影响，使得刊刻读物在内容选择等方面具有的一定的倾向和趋势，并进而影响到闺阁阅读。其二，文学领域的唯情论又影响到通俗文学的创作和传播，诸如戏曲小说的创作乃至民歌小曲的流行等都构成闺阁阅读的重要背景。另一方面，与思潮影响阅读相对应，闺阁女性的阅读行为又作为情迷现象的组成部分，对当时文学、哲学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牡丹亭》之类张扬人性乃至情欲的作品，它们在闺阁之中的广泛流播很自然构成这一社会思潮的涟漪和浪花。
二、以生命沉浸和感情投入为特点的“宗教式”行为
与一般阅读比较，闺阁中的《牡丹亭》阅读有着十分显著的特点：首先表现为阅读过程中巨大的感情投入及忘我的感染和沉浸。这种感情的沉浸往往耗费巨大的生命力，甚至可能是以青春和生命为代价的。在可见的几种关于《牡丹亭》阅读的记载中，阅读者几乎都是这种类型。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七“俞娘”条记：
俞娘，丽人也。行三，幼婉慧，体弱，常不胜衣， 迎风辄倾。十三疽苦左胁，弥连数月，小差，而神愈不支。媚婉之容，愈不可逼视。年十七夭。当俞娘之在床褥也，好观文史。父怜而授之，且读且疏，多父所未解。一日，授《还魂》传。凝睇良久，情色黯然。曰：书以达意，古来作者多不尽意而出。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真达意之作矣。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如《感（惊）梦》一出注云：“吾每喜睡，睡必有梦。梦则耳目未经涉，皆能及之。杜女故先我着鞭耶。”如斯俊语，络绎连篇。[2](p380)
后来，汤显祖还为其写有《哭娄江女子二首》。冯小青（1595—1612）的故事见戋戋居士的《小青传》。记其为扬州人，十六岁嫁杭州冯生为妾。因不为正妻所容，孤居西湖孤山别墅，抑郁而死。其诗有二绝句尤其动人，其一云：“稽首慈云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愿为一滴杨枝水，洒作人间并蒂莲。”其二曰：“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据《绿窗女史·青楼部·才名》之黄来鹤抄本（1631），其传末署曰：“万历壬子（四十年，1612）秋仲戋戋居士书于西湖之水明楼”。施闰章《蠖斋诗话》载，冯生名雏（1575—1661后），字云将，为前南京国子监祭洒冯梦祯（1546—1605）次子，西湖别墅指冯家快雪堂。但钱谦益则怀疑冯小青的存在，指出“小青”的名字本为析“情”字而成，小青则未有其人。陈寅恪则通过考证辩解其有，后世文人也多乐于接受冯小青的存在，仅涉及小青的戏剧就有十几种之多，作者竟还有国外的汉学家。③内江女子事则更具传奇色彩，焦循《剧说》载：此女自矜才色，不轻许人。读《还魂》而悦之，往访汤显祖，愿奉箕帚。见汤皤然老翁，乃叹曰：“吾生平慕才，将托终身，今老丑若此，命也。”因投于水。[3](p115)
以上三个女性的阅读行为，都包含着忘我的感情沉浸和深刻的生命体验。内江女子的行为有点爱屋及乌的意味，由于对作品的极度崇拜转而对作者产生非常的爱慕，显出一种痴迷和狂热。而俞二娘和小青的故事则均属以生命为代价的阅读行为。由于具有与丽娘相似的感情体验，俞二娘和小青均忘我地迷醉在《牡丹亭》营造的艺术世界里，狂热而深刻地被其感染，深深沉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对于她们而言，阅读已不仅仅是一种消遣和娱乐，更成为了深度的生命和情感体验，成为了一种损精耗神却不可自已的生存状态。这种伴随着泪水的阅读与其说是阅读不如说是审美，与其说是审美又不如说是生命和青春的体验。所以，对于当时的闺阁女性而言，《牡丹亭》的阅读首先是一种心理需要和情感体验。正如英国学者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中所说：在消费浪漫小说和爱情故事的狂热中，个体是在幻觉中追逐那些在日常世界中被否定和无法实现的东西。④许多闺阁女性正是在《牡丹亭》营造的虚幻世界里，寻找着自己的美满爱情和理想爱人。杜丽娘这一形象其实代表了当时许多闺阁女性的爱情理想和生活理想，即对美满婚姻生活和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伙伴式爱情的渴望。这或许恰恰是《牡丹亭》在闺阁之中掀起阅读狂热的重要原因。
三、冯小青：符号所凸显的文化含义
在某种意义上看，冯小青正可视作这类闺阁女性的代表。相对于历史上有无其人的考证而言，研究这一人物（也许是虚构的）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与当时时代背景的呼应关系似乎更具意味。在明末清初的历史镜框里，冯小青这一画像无疑有着典型的意味。因为在她身上凝聚着许多青春少女的情感，她的性格也折射着青春少女的梦寐和病态。所以说，冯小青其实可以视作一种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的体现，她作为“时代符号”的意义远远大过作为历史人物的价值。这个人物的风靡首先依托于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思潮。在一个“情迷”的时代里，不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与否，冯小青的凸显和流行都是合乎情理的、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笔者宁愿视那些班班可考的文字为无物，认为小青当属于“理之当有，情之当有，其实则未必有之”的人物。
小青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自恋。对此，前辈学者潘光旦已有充分论述。但小青的自恋与其说是性格病态，不如说是社会病态。从杜丽娘、冯小青，到《红楼梦》之中的林黛玉，我们都能感到她们的自恋除性格方面的原因外，总可以在她们生活的氛围中找到一些更为深刻的因由。起码在小青和杜丽娘身上，闺阁的拘禁构成了“自闭”式的生活背景，是造成其内心苦闷的直接原因。
在这里，自恋和“拘禁”构成了一对矛盾，代表着许多闺阁女性的共同苦闷。对于美貌的自信、自赏，是形成自恋的重要基础，但由于闺阁的拘禁又使其美貌被遮蔽在闺阁之内，无人欣赏，就仿佛是美好的春色被高高的墙壁拘禁在园内，尽管姹紫嫣红，却只能“付与断井颓垣”，远远处在欣赏者视野之外。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够体味杜丽娘为什么在面对满园春色时却顿生出许多愁怨，对着高墙和废园慨叹不已。⑤而这种遮蔽和拘禁无疑又使自恋心态得到强化，从而将其挤压到“病态”的层面。这样，从丽娘和小青的身上，就可以看到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群体压抑。在此意义上，小青的心境和愿望无疑就代表了当时闺阁女性的普遍情态。而《牡丹亭》所编织的“梦世界”也正对应了这类闺阁女性的渴望，招引着她们关于理想爱情和美满婚姻的梦想。
但对多数的闺阁女性而言，完成这个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美好的场景更象是一种审美。《牡丹亭》通过构造这一虚幻世界，使许多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完成的理想在艺术世界里得以虚幻地满足，她将女性本来十分狭小的闺阁开拓成一个虚幻而阔大的世界，编制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爱情童话，这个童话所构织的幻像世界对于生活领域极度狭小的闺阁女性来说无疑有着招引和诱惑的意义。《牡丹亭》对于闺阁的重要性正在于此，这个世界带给闺阁女性心理上的补偿也许是第一位的。对于闺阁女性而言，《牡丹亭》阅读首先是感情方面的抚慰，相似的感受被激发之后，又借助虚幻的艺术世界得到宣泄和满足，从而实现了净化和提升。它所构造的情感世界对于许多闺阁女性而言是虚幻的，唯美的，却又是实用的、具体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闺阁女性其实主要是少女和少妇，具体点，她们在经历、年龄身份等方面与剧本中的杜丽娘多有类似之处。除了“三妇”之外，尚有俞二娘、叶小鸾、冯小青等。这些才女的才华和她们的不幸一起构成了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吸引着许多文人的眼球，同时也从侧面验证了《牡丹亭》巨大的感染力量。
四、闺阁阅读与女性评点
女性阅读不仅作为一种感情介入，体现为“情迷”的潮流；而且还沉淀出思想的晶体，以评论和评注的形式呈现。清顾启姬在《〈吴吴山三妇合评本牡丹亭〉跋》中曾说：“百余年来，诵此书者如俞娘、小青，闺阁中多有解人。”[4](p1251)这里的“百余年”所指正是明末清初这个时段。“闺阁中多有解人”则反映了闺阁女性对《牡丹亭》的熟稔和热爱。这类阅读主要反映在两种评点本之中，一是《吴吴山三妇评牡丹亭还魂记》（下称“三妇本”），评者为陈同、谈则、钱宜三位女性。另外一种是程琼评点《才子牡丹亭》，又名《笺注牡丹亭》（下称“笺注本”），是清笠阁渔翁（吴震生）刻《牡丹亭》的评注本。批者署名阿傍，论者多认为是吴氏之妻程琼参加了笺注和评点，从而使评点显出很明显的女性意识。⑥
首先，闺阁女性的《牡丹亭》评点多是伴随着深沉的情感体验的。如陈同评点的《牡丹亭还魂记》，“密行细字，涂改略多，纸光冏冏 ，若有泪迹。评语亦痴亦黠，亦玄亦禅，即其神解，可自为书，不必作者之意果然也。”[4](p1240)由于读者深深沉浸其中，故能根据己身感受将作品的境界生发、拓展开来，甚至超越作者初衷。在明代，由于理学气氛的浓郁，闺范对于闺阁女性的拘禁是可以想见的。因此，《牡丹亭》在具有一定知识素养的闺阁女性当中通过阅读欣赏而引发震动也是必然的。正如谈则所云：“天下情痴女子如丽娘之梦而死者不乏，但不复活耳。”（《牡丹亭》五十三出《硬拷》批语，三妇本）从这个意义上，《牡丹亭》正提供了一个虚幻却实用的审美空间，许多与丽娘有着类似经历和情感体验的闺阁女性，不仅可以在其中寻找到感情的寄托；而且还可以感慨身世、借题发挥，将胸中郁结的幽幽情怀尽情倾吐。因此，女性的《牡丹亭》评点首先显现出强烈的情感色彩，这与男性的评点和接受是有所区别的。
其次，出于闺阁女性特有的感情体验和生活阅历，加之女性细腻、感性的思维特点。女性对于《牡丹亭》感情内涵的接受显得尤其细致入微，对于剧中人物的情感心态也体会、把握得更加充分、透彻。如女性品评者不仅注意到了剧中丽娘的自恋情结，而且还从青春女性的角度作出了十分细致的分析。《写真》是丽娘自恋的集中体现。对此，三妇本评曰：“丽娘千古情痴惟在‘留真’一节，若无此，后无可衍矣。”（《牡丹亭》十四出《写真》批语，三妇本）而对于剧中丽娘“对镜”的情节，论者也注意到其中“自美自赏”的心理：“美人对镜名为看己实是看他，袁中郎‘皓腕生来白藕长，回身慢约青鸾尾，不道别人看断肠，镜前每自消魂死。’可与‘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得彩云偏’三句相发。”（《牡丹亭》十出《惊梦》批语，笺注本）这些显然是男性批评者难以深切体会的。就丽娘感叹“韶华易失”的心态，女性论者由于心境的相似也颇能体察入微。《才子牡丹亭》评云：“盖人皆畏死，而怕老之一念次之，惟好色人则羞老之念与畏死同而更甚。”青春美貌的女性由于韶华易失更易察觉美之短暂。而不能“在我最美丽的时候遇到你”，则无疑是美貌女性终生的遗憾。所以，读到丽娘“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的曲词时，陈同批曰：“青春去了，便非良缘，此语痛极”！（《牡丹亭》十出《惊梦》批语，三妇本）。对丽娘徒有青春美貌、恨无惜美之人的伤感，女性论者也感同身受，评云：“花柳皆士女精魂，虽颜色无常终归寂寞，而‘芳菲能惜’始是风流。”（《牡丹亭》第十出《惊梦》批语，笺注本）出于女性特有的细腻特点，对作品中的一些特定情景以及作者的刻意安排，她们也颇能领会透彻。如对“以幻写真”的笔法，论者评曰：“人知梦是幻境，不知画境尤幻。梦则无影之形，画则有形之影。丽娘梦里觅欢，春卿画中索配，自是千古一对痴人。然不以为幻，幻便是真。”（《牡丹亭》二十六出《玩真》折批语，三妇本）而作者梦中求真的用意，又有评论云：“要知万事皆虚梦独真。”（《牡丹亭》第一出《标目》，笺注本）。所有这些，都颇能看出批评者独到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
再次，与男性论者相对而言较为粗糙、概括的人物品评比较，女性评论者对于人物的把握也比较细腻和具体。以三妇评点为例，除了对人物性格的整体观照之外，她们还能从人物语言、心理活动、行为举止出发，对人物性格予以详细剖析。即使如陈最良、春香、杜宝、杜母等次要人物也是如此。以陈最良为例，评论者就围绕其言语动作，予以了即时性的插科打诨式的评价：“‘打躬’正照应生员二字，若匆匆一走与从前腐气不相称矣。”；“杜公正在围困之际，陈老一见别无半词安慰，叠说数端无非恨事，迂景可掬”。除主体性格外，人物性格的次要方面也未被忽视：“‘留不留’一答非仅推托谢酬，恐其寻事头耳，是老生慎密处”；“柳生本陈老引来，乃诿之道姑，果是报事不真。”；“冠带之下真足增人气分，此时之际陈老比唱灯窗苦吟时大不同矣。”类似的分析和评论都较之男性论者更显细腻和具体。
最后，对于女性情欲的大胆肯定，也构成了女性赏评《牡丹亭》的重要方面。在三妇笔下，这种情欲被标为“情至”，第三十二出《冥誓》批语曰：“‘为柳郎’三字，认得真，故为情至。”又三十六出《婚走》批云：“伤春便埋，直以死殉一梦，至此喜心极倒，忽悲忽叹，无非情至。”在《才子牡丹亭》中，论者则以之为“情色”，并由此对作品提出大胆阐释。如释“柳”为男根，释“牡丹”为女根，并进而指出：“‘色情难坏’四字不但睡倒‘六经’，亦且抛翻‘大藏’，岂可作等闲语看过，辜负作者深心耶。”（《牡丹亭》三十九出《如杭》批语，笺注本）甚至直接将《牡丹亭》视作“一部色情书”。把情欲又细分为三种不同境界，对其上品则大加推举：“中品欲者若离境界不恒生心，下品欲者但共言咲欲情即歇，皆不足为‘你情我意’。上品欲者无惭无愧，恒思欲境，心心相续，惟见妙好，而我以心推另寻，遂微细揣摩，昼夜专念，心着难舍，连持不绝。”（《牡丹亭》二十出《悼殇》批语，笺注本）更难能可贵的是，女性论者还从与男性平等的角度，论述女性情欲的合理性：“可行情事之处，皆为乐窟，身历方知男女虽殊，情只一解。” （《牡丹亭》十七出《道觋》批语，笺注本）这就有了一点“女权”的味道了。
整体看来，女性品评有几个鲜明特点：一是“赏”大于“评”。即更多的是近距离欣赏、品味作品的细枝末节，把玩、咀嚼其中的感情韵味而较少进行旁观式的评论和分析。二是细致、感性有余而宏观、抽象不足。即注重微观和情感层面的把握而较少全面、形而上的观照。三是由于女性特定的身份，显现出一些特殊倾向来。如出于为丽娘辩护的目的，频频从符合闺范的角度处处为丽娘辩解。四是多作“文学观”而鲜有“曲家语”。即多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赏析而相对忽视戏曲作为舞台艺术的特定要求，这显然和阅读接受的形式也有关联。但整体上讲，《牡丹亭》的评点作为女性阅读接受的一个重要方面，显示了闺阁女性有特点、有优势的“闺阁式”批评。其中涉及的一些话题以及所表现出的一些特点，是同时代的男性批评家所不具备或难以企及和媲美的。所以，闺阁女性通过特殊的“闺阁式”评点，显示了她们特殊的接受方式和接受角度，构成了《牡丹亭》接受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闺阁阅读与《牡丹亭》流播：从“闺阁”到“天下”
一般情况下，当我们谈起某种戏曲作品的接受和传播时，常常将舞台演出作为第一视野。事实上，经典作品的传播和流布往往还有另外一种简易和直接的方式，即阅读接受。这就是“舞台”和“案头”的区别。对《牡丹亭》而言，许多的资料业已显示，作为阅读接受的案头阅读事实上曾构成其接受的重要方面，由于特定的经济和文化背景，又使得明末清初的江南一带形成了《牡丹亭》阅读的热潮。加上杜丽娘这一闺阁女性对于江南年轻的知识女性的招引和感染，又使得这一热潮极典型地呈现在江南的闺阁之中。所以，倘要追踪《牡丹亭》在明清两代的流播和传布，很显然，首先就应该留意明末清初江南闺阁女性的《牡丹亭》阅读。一位清早期的徽州才女程琼，曾描绘过此剧是如何风行于良家闺阁中的：“盖闺人必有石榴新样，即无不用一书为夹袋者，剪样之余，即无不愿看《牡丹亭》者。”[4](p1237)由此不难况见《牡丹亭》在闺阁之中的流行和年轻的知识女性对于这部作品的痴迷。不仅如此，为了深入到这部优美的戏剧中去，许多闺阁女性甚至衍生出对于诗词、文史等有关背景知识的关注。“闺人恨聪不经妙，明不逮奇，看《牡丹亭》，即无不欲淹通书史，观诗词乐府者。” [4](p1237)所以，完全可以想见，在闺阁女性之中，《牡丹亭》曾经掀起的是如何的一种轰动和狂热，在这个意义上，说《牡丹亭》是“盛开在闺阁中的‘牡丹’”，显然并非夸张和虚饰。
但《牡丹亭》的流播显然并不局限于闺阁之内，正如有的批评者指出的，《牡丹亭》到了后来已经成为了“天下之宝”。⑦它的流播不仅表现在案头，而且显现在场上，不仅面向闺阁，而且也面向须眉。伴随着“走向天下”这一过程，大量的评点、改编、和演出评论层出不穷，这些文字正可以作为《牡丹亭》流布天下足迹。⑧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观照“闺阁女性的阅读接受”之于《牡丹亭》传播的作用和意义。从阶段的意义上，《牡丹亭》在闺阁中的轰动效应也许构成了《牡丹亭》流播的一个阶段，是《牡丹亭》走向天下的前奏和序曲。换言之，《牡丹亭》在成为“天下牡丹”之前，或许曾经是“闺阁牡丹”，它是循着从“闺阁”到“天下”的途径传播和流布的。从传播的不同受体看，《牡丹亭》在闺阁之中的流播又可以视作“天下牡丹”的组成部分，由于与剧中的女性主人公有着许多类似的地方，使得她们可以较之男性更具产生共鸣和忘我沉浸的可能。这类阅读也就以其显著的特色，迥然有别于男性的阅读接受，构成了《牡丹亭》阅读接受的半壁甚或大半壁江山。
鱼戏
莲叶
注释
① 据学者研究，一套万历时苏州印制的20卷本《封神演义》大约售价为二两白银，而有记载显示，在1585年的南京，一两白银可购买3.2石米，或320斤盐，或80斤茶，或200张纸，或400支毛笔。而17世纪30－50年代，湖州一个中等农业劳动力在劳作一年后，除去全年伙食，另可得到五两白银的工资。根据以上数字，当时一般家庭不存在戏曲小说等通俗读物的购买能力，详参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39。
② 参俞为民师《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考述》，载《艺术百家》1997年第四期。
③ 据不完全统计，涉及小青的后世戏剧有《春波影》、《风流院》、《疗妒羹》、《情生文》、《挑灯剧》、《万花亭》、《西湖雪》、《小青剧》、《桃花影》等，日本明治时期,汉学家森槐南曾写了一部名为《补春天》的传奇，亦敷演小青故事。
④ 参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中译本），第一部分“性别与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2月。
⑤ 这一情绪的典型例证即《牡丹亭》之《游园》，这一出戏曲的情感主体就是杜丽娘对于“拘禁”的感慨。
⑥ 关于《牡丹亭》的女性接受和女性评点，另可参考刘淑丽女士博士学位论文《牡丹亭接受研究》。
⑦ 清谑菴居士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中谈到《牡丹亭》时曾说：“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护之也。”参《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册二页1228。
⑧ 评点本有“三妇本”、《才子牡丹亭》等，改编本有《风流梦》、《同梦记》等多种改本，演出评论则有潘之恒等人关于《牡丹亭》演出的论述。
参考文献
[1]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四库存目丛书子部104册）[M].济南：齐鲁书社，1995。
[3] 焦循.剧说（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八）[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4] 蔡毅.古典戏曲序跋汇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9。
投稿邮箱：wuyucuiya@163.com
本文原载《戏剧艺术》2008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2008年第6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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