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雅晨【理论前沿】“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实质评析-ZHBIT马克思主义学院

邢雅晨“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是继“中等收入陷阱”“塔西陀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之后又一讨论比较多的“陷阱”话题。2017年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际，哈佛大学教授、国际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欧洲新闻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金德尔伯格陷阱：特朗普的中国挑战？》的文章，其核心思想是提醒美国人与中国打交道不要误判形势，采取错误的对华政策，从而迫使中国减少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把美国和世界带入全球治理体系崩溃和可能引发世界大战的“金德尔伯格陷阱”。约瑟夫·奈指出应“警惕中美关系的两大陷阱”，认为“特朗普对华政策应同时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担心“随着中国力量不断壮大，它是否会为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贡献力量？” [1]。该文引发了不少讨论，一定意义上也呼应了西方世界对于逐渐崛起的中国及其国际责任的热切关注。因此，不难理解，为何横空出世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一说一经提出便成为国内外较为关注的话题。但是，如何看待这一“陷阱”说及其实质？崛起和复兴的中国是否会推卸国际责任并因而导致国际秩序陷入紊乱？这些问题非常值得厘清。
一、“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实质：霸权稳定论
讨论“金德尔伯格陷阱”自然要回到金德尔伯格。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是美国著名世界经济史学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家，同时也是美国“马歇尔计划”的设计者之一。他在其著作《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力衰退的英国无力继续领导世界。而作为新兴强国的美国奉行孤立主义，也无意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因此，新旧国际关系领导权的交接中形成了一个真空时期，从而导致了经济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约瑟夫·奈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又将世界推到了回答同样问题的关口。因此，他用“金德尔伯格陷阱”来表示快速崛起的中国可能不愿意承担世界领导责任（为世界提供相应的国际公共产品）从而导致世界秩序发生混乱的危险。
西方知识界提出这样一个概念，自然不是空穴来风，有其重要的现实依据。以特朗普总统为首的美国虽然仍具有领导世界的能力，但是他们事实性的领导意愿和影响力在相对下降（急于从一些国际组织中抽身而退就是最好的证明）。与此同时，还应看到，今日之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已经超过30%。然而，在国际实力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特朗普从竞选伊始就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全球化、民族主义和政治孤立主义倾向。他的执政理念（特别是对华政策）不仅对美国未来四年的走向，甚至对于全球发展向“何处去”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是否还能维持稳定和发展？在特朗普的激进外交政策影响下，日渐强大的中国会成为一个破坏性的“搭便车者”吗？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们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核心要义或实质是什么。通过考察不难发现，“金德尔伯格陷阱”背后的实质内容在于：在全球力量对比格局、世界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如何实现新旧霸权国家领导世界的权利与义务的转移，从而稳定世界秩序、引领世界发展。然而，不论是由美国领导世界，抑或由中国主导国际秩序（中国并无此打算）的模式，其反映的核心内容还是一种过时的“霸权稳定论”的观点。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世界秩序的维护必须依赖于某一两个实力国家对全球的领导。那么，在世界多极化深度发展的今天，国际社会是否一定需要某一两个国家通过霸权来维护大家共同的利益？“金德尔伯格陷阱”反映的“霸权稳定论”还有市场吗？
答案是否定的。霸权稳定论不合时宜，不得人心，也无益于共创人类的美好未来。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密切关联、彼此影响、休戚与共，“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2]523。撇开单纯学术上的不同争论，“金德尔伯格陷阱”实际是在中国影响力空前凸显的历史条件下西方知识界主观炮制出来的试图钳制、影响和限制中国发展的又一具有代表性的意识形态产物。在当前世界力量格局变化的背景下，西方部分人士认为正处于崛起和复兴的中国可能推卸国际责任而导致国际秩序陷入紊乱的危险，实际上是希望中国以超过自身能力的做法承担过于不切实际的所谓“责任”，本质上是要借助某些“道德站位”事件和所谓“能者多劳”托请来达到抑制、拖拽和削弱中国的目的。正如有学者一语道破：“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前提是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只能由霸权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才能维护秩序。那么，如果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是霸权国家行为；如果中国不提供，就会被认为不负责任。”[3]
二、“金德尔伯格陷阱”预设的逻辑已不适合当今世界发展趋势
今天，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发展进步带来的各种积极因素在不断增加。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近现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新兴国家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多地参与制定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在全球治理体系正在不同程度重构和优化的背景下，“霸权稳定论”既不被看好，也不受用，更无可能。在新的历史阶段讨论“金德尔伯格陷阱”并不能解决国际关系的实质性问题，也不符合世界发展趋势和人类共同利益。
（一）力量对比：当今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
“霸权稳定论”的前提就是存在某个非常强大并足以支配一切的国家。金德尔伯格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就是这样的全球霸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布雷顿森林体系”等一系列政策和体制机制逐渐构建起了垄断资本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新的游戏规则。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虽然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付出了很多的资金成本，但其仍然攫取了十分可观的好处。利好远远大于付出。战后各国经济开始恢复，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等经济体逐渐崛起；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进入21世纪后，美国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的影响，加之国内社会矛盾的客观影响，发展相对缓慢。尽管至今仍是世界最强大国家，但美国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完全主导和支配性力量也离不开各个盟友国家的参与和支持。此消彼长，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为代表的国家在经济方面强势崛起，与传统的英、法、日本等国共同形成了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格局。加之全世界渴望和平、主张独立自主和合作共赢的呼声更为强烈，世界历史发展也事实性地朝着多极化方面不断迈进。在当今世界，谁也没有能力单独依靠本国的力量实现对全世界的绝对控制，因此，霸权稳定论的前提也不复存在。
（二）实际功效：霸权主导下的成果并不理想
“霸权稳定论”指望通过某个国家的霸权为世界治理提供公共产品。但是，回顾英美两国的霸权统治历史，他们似乎并没有充分地履行提供充足的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霸权国并不是麻烦的解决者，而是麻烦的制造者。以美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推动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力图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建立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直接导致冷战的开始。为了巩固自己的霸权，美国和苏联推动军备竞赛，核武器开发甚至直接进行局部战争。经济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手推动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资本主义世界内构建了相对稳定的经济秩序。然而，几十年来，悬在资本主义国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却周期性发生，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困扰。除此之外，资本主义主要国家经济虽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发展普遍较好，但并非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经济发展迅猛——世界落后地区的社会治理和反贫困工作并不见多大起色。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方案并不是适用于每个国家，它服务的对象，主要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从世界历史考察来看，霸权主导下的和平与发展成果是极其有限和短暂的。
（三）人心向背：霸权主义的统治怨声载道
霸权主义是国际政治的毒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在国际舞台处处充当世界警察，干涉他国内政。其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手段强行推介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和价值观念，早已恶名远扬。从美国霸权主义的表现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对弱小国家发动战争；二是美国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以世界领导自居，实行单边主义，在国际事务中一家说了算；三是美国对联合国采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能用则用，不能用就抛在一旁的做法，无视联合国的作用。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来，仍奉行单边主义和民族主义，多边“退群”，推卸国际责任；颁布“禁穆令”，涉嫌种族歧视；屡次挑衅朝鲜，单方面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激化地区矛盾。特朗普的做法早已引起多国多地区人民公愤。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自身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以美国为主要代表国家的霸权主义行径无视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在较长的历史时期更早已恶名远扬，根本上不符合世界人民的整体意识。
可以说，当今时代已经不具有某一大国完全操控世界、统领各国的客观环境和“土壤”。纵然凭借再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也难以做到。坚持多边主义、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促进包容互惠，才符合世界发展趋势和人类根本利益。
三、超越“金德尔伯格陷阱”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从世界发展历史和趋势的角度分析，以某个国家相对的霸权地位维持世界的稳定和发展的道路已经越走越窄。如何形成新的更加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摆在每个国家面前的现实问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方面自然不会缺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出了我们的方案：“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4]58总的来说，较于“金德尔伯格陷阱”及其背后反映的霸权稳定论，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以下几层超越。
（一）认识上的超越：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规律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类历史大势向来是乘风破浪、一往无前的。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地区战争和冲突一直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威胁着世界，“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泛滥，但从世界总体格局趋向来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各国经济的普遍发展、各国实力逐渐均衡、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各文明发展受到尊重、科学技术和文明理念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世界逐渐成为一个“地球村”。人类文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是不可阻挡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民族主义等与“金德尔伯格陷阱”所反映的“霸权稳定论”密切联系的思想糟粕在世界历史进步潮流中愈发不合时宜。而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同舟共济、平等协商，构建持久和平、文明共存的美好世界，无疑是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最好的响应，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在认识上超越了“金德尔伯格陷阱”所反映的“霸权稳定论”。
（二）视野上的超越：关注全人类的命运问题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5]，当代生态问题、人口问题、战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构成了对整体人类命运的挑战。在当今世界经济形势萎靡不振、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国际形势瞬息变化的多事之秋，如何构建人类的未来？“金德尔伯格陷阱”所反映的“霸权稳定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霸权稳定论”主张通过霸权国的霸权统治来维护世界稳定和发展。因此，霸权统治在实践中经常表现为以我优先、以邻为壑。这种短视的做法实际上是破环了世界长期的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国际格局以西方占主导、国际关系理念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取向的‘西方中心论’已难以为继，西方的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国际格局和时代潮流”。[6]286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相反，展现出前瞻性和现实针对性，且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全球的问题需要人类共同面对、共同应对，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面临的各种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同心协力，共同应对世界挑战。主张“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主张“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主张“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生存的地球家园”[4]59。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解决贫困问题、生态问题、战争问题等关乎全体人类命运的长远问题，在视野上超越了“金德尔伯格陷阱”所反映的“霸权稳定论”。
（三）机制上的超越：主张有区别的国际责任
“霸权稳定论”寄希望于依仗某个强大国家去领导世界，其权责机制是片面的、单向度的和乏味的。在当今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下，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有区别的国际责任，包含以下几层意蕴：一是主张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事实上，由于大国有广泛的国际利益，国际事务的处理主体还是主要大国。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推进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二是主张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合作。周边国家由于地域上的接近，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共同利益非常广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主张按照“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外交与合作，是符合区域内人民利益的。三是主张国家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4]60国际关系的处理主要依靠大国之间的力量，但是也应该尊重每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平等的权利。总的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大国之间、地区国家之间、大小国家之间3个层面回应了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如何分配国际责任的问题，既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当代的现实世情，又追求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民主与平等，还倡导处理好局部地区和人类整体之间的关系，从构建和谐国际关系的权责机制上超越了“金德尔伯格陷阱”所反映的“霸权稳定论”。
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学习中国智慧。中国也自始在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约瑟夫·奈在其文中也承认，中国正承担着大国责任，近年来不仅成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第二大资助者，还积极参与了抗击埃博拉和全球气候治理等联合国项目。[1]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在承担救灾援助、战乱维和、应对气候变化、反对恐怖主义、防止核武扩散等国际事务中从不缺席，也从未吝惜。中国还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这就是中国勇于承担国际责任、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实践性方案。
四、结语
诚然，“西方学界对中国现状与发展道路的误解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和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同时也源于西方学术自身的内在缺陷”[7]。“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提出，既反映了近年来世界多极化发展形势下资本主义国家无力继续领导全球的现实窘境，同时也隐含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期冀。从学术话语和理论发展的角度来说，“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提出恰恰反映了西方知识界理论创新的乏力，或者至少是在世界时局呈现鲜明变化的背景下，其很少察见或不愿察见、不正视这种变化的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中国的学术界应当勇于肩负起引领思想理论创新发展的责任。
习近平指出：“各国都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不能一个国家发展、其他国家不发展，一部分国家发展、另一部分国家不发展。各国能力和水平有差异，在同一目标下，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8]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向世界许诺的一个更好的未来。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今日之中国有能力、也有义务去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中国致力于维护“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走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事实上，中国也以实际行动履行自身的职责和使命，积极承担着责任。中国人的智慧里，主张“众人拾柴火焰高”“独行快，众行远”，只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各国之间的协调合作，才是世界多极化格局下唯一现实的、可靠的路径。
从“中等收入陷阱”到“修昔底德陷阱”再到“金德尔伯格陷阱”，西方话语体系下塞给中国的“陷阱”形形色色、不一而终。面对陷阱，中国既不会示弱，也不会示强，不接受道德绑架，也不推卸国际责任，只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步一个脚印，走好我们自己的民族复兴之路。
参考文献：
[1] [美]约瑟夫.奈.警惕中美关系中的两大陷阱[J].中国经济报告，2017，（3）.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 王义桅.不要被各种“陷阱说”给忽悠了[N].北京日报，2018-01-10.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 习近平. 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3-04-08.
[6]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 2018.
[7] 冯峰.避免落入西方学者预设的“陷阱”[N].人民日报，2017-09-06.
[8] 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N].人民日报，2015-09-27.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编辑：高红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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