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留学生与孤独者:傅雷-重庆市巴川国际高级中学校

“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在1937~1941年出版的三本《约翰·克里斯朵夫》中，年轻的翻译家傅雷为其写下了这样诗一般的序言。


1927年12月31日下午，在湿冷的浦江码头，傅雷告别母亲和亲友，和几百名旅客一起登上了法航公司的“安德尔·勒邦号”（Andre Lebon）邮轮。
他买的是一张三等舱票。头等舱和二等舱主要是外国人和三两中国官员。四等舱留作法国从安南（即越南，当时为法国殖民地）调防士兵的营房。三等舱人不多，其中只有两个中国旅客，除了去留学的傅雷，还有一位是中华益友社的雇员洪永川，受命去欧洲推销国货。两个年轻人同住一间舱房，一路做伴，经过将近34天的海上航行后，抵达了法国南部的马赛港。

（青年傅雷）
傅雷将同伴送上了去尼斯的火车，自己按计划去了西部的普瓦捷，在那里补习法语，为进巴黎大学做准备。
据洪永川的回忆，在邮轮上，傅雷的法语和英语程度还都无法和人交流。他告诉同伴，虽然过去曾读过法语，也在大同大学念过英语，因不常用，都已遗忘。他们利用船上的时间，请了一位同船的安南青年补习法语，傅洁娴每天教授一小时，进步很快。到普瓦捷后，傅雷寄宿在一个法国人家里，房东是个老太太，待傅雷很好，每天教他发音和会话。傅雷又另请了一位法文教师，教授文法和读本。他很刻苦，法语进步飞速，到1928年9月，他顺利考入了巴黎大学文科，主修课是文艺理论。同时，他自述中提到，自己也在卢浮美术史学校听课。1929年3月上海艺专校长刘海粟到达巴黎的时候，一年多前还不能开口说法语的傅雷，已经可以给他们夫妇教授法语了，也在一些正式场合帮他做翻译。1931年5月，傅雷和刘海粟一起去意大利朝拜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作品，在这趟旅行中，傅雷由在罗马认识的一位贵族夫人引荐，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和罗马扶轮社的邀请，用法语作了题为《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之意义》的演讲。
傅雷和刘海粟相识之前，先认识了原上海美专的一位留学生刘抗。1928年他们在巴黎遇上后，一同在郊外的Nogent Sur Marne的家庭宿舍中租住，从此朝夕相处。“我因了他，对音乐和文学获益不浅，他也因了我，引起更大的艺术兴趣云阳人家论坛。”他们一起参观博物馆、画廊，去得最多就是卢浮宫。傅雷被刘抗带进了一个巴黎的美术的小集团。这个名单里，有刘海粟、庞薰琹、滕固、汪亚尘、王济远、张弦……归国后都是中国美术界的一批耀目的先行者。傅雷的人生和事业，从此和艺术，也和这些朋友交缠在了一起。

（十九世纪初的巴黎）
1929年3月来到巴黎的，还有在国立西湖艺术学院当教授的散文家孙福熙，以及他的二哥、文学编辑孙伏园，他们和傅雷一样，也在巴黎大学文科攻读文学和文艺理论。而诗人梁宗岱、美学家朱光潜，这些人也都和刘海粟交好。傅雷因此常和他们聚在刘海粟夫妇下榻的旅馆里，聊天和争论，有时也陪着刘海粟去卢浮宫临摹名作。在亲密的相处中，刘海粟发现傅雷有极出色的鉴赏力，文字又漂亮，于是向他建议：你不要把时间再花在创作实际方面了，还是潜心研究美术理论和美术史吧，可以成为出色的学者。
1930年，仍在巴黎的傅雷写了一篇《论塞尚》，寄回国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虽然只是一篇通过资料来向中国读者介绍法国画家的文章，22岁的傅雷却颇有自己的见地。他写道：“要了解塞尚之伟大，先要知道他是时代的人物，所谓时代的人物者，是＝永久的人物＋当代的人物＋未来的人物。”
给予艺术至高的精神地位，视伟大的艺术家为时代人物的代表，这种宗教般的热爱，傅雷一生再未改变。
1908年4月7日，傅雷生于中国江苏省南汇县傅家宅（今上海市南汇区航头镇王楼村五组），因出生时哭声洪亮，长辈们便以“雷”为名，以“怒安”为字。

（傅雷与儿子傅敏）
傅雷动身去法国留学已经是1927年底，留法潮其实已经在回落，那时的他19岁。据傅敏从父亲好友周煦良处听闻，1925年“五卅惨案”时，傅雷在大同附中上学，因为带头上街、演讲、散发传单，大同校董吴稚辉认为他是共产党，要抓他。傅雷寡母急了，把他领回了浦东老家。风平浪静以后，傅雷又到上海的一所很普通的持志大学念了几天书，不久就去了法国留学。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得过一张毕业文凭。
傅敏也疑惑过，父亲当年为什么突然决计去法国？后来他发现，父亲有一个表哥叫顾仑布，属于20年代初勤工俭学留法的那一批学生，学的是纺织，那时候已回国，是一个工程师。这个表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看到我父亲这个样子，就劝我父亲去法国留学，他讲的20世纪20年代法国的情况对我父亲很有吸引力，我父亲脑子非常灵活，善于吸收新鲜事物，要不怎会带头闹事呢！可要做通我祖母的工作，并非易事。这么一个传统的妇女，又是寡母孤儿这么过来的，怎么舍得让一个儿子，不远万里到法国去留学！这里头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我父亲的姑母傅仪，她毕业于当时的一所教会学校上海中西女中（现在的上海第三女中），对这个祖姑母我们从小就非常佩服敬畏。她英文极好，小时候见她看英文小说就像看中文小说一样，人也非常开明。我们兄弟俩调皮假面骑士龙牙，父母出远门时就把她请来家里坐镇，能把我们镇住，是这么一个人。她从中斡旋，说服了我祖母呆呆小神捕。
“可是我祖母提出一个条件：出国前必须跟我母亲订婚。我母亲是我父亲的一个远房表妹，大概前三四代有姻亲关系。他们俩本来就很好，我父亲欣然同意。这样，我父亲才顺利地留学法国。”
傅雷如何看待自己将要在异国他乡度过的5年？他在船上发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这次赴法留学，逃避烦闷，固然是个大原因，但我之所谓烦闷者，还是读书的烦闷，追求人生的烦闷居多。我曾多次想过：我数年来的颓废生活，应该告一结束了欧米噶 。

（罗曼·罗兰）
到巴黎后，他最早接触到的是十八九世纪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如夏多布里昂、卢梭、拉马丁一路，书中那些迷惘而无望的恋爱，罗曼蒂克的热情和幽思，令他更加无可解脱。
很偶然中有一天朔云飞渡，他读到了法国当代作家罗曼·罗兰的一本《贝多芬传》，竟遽然触动：“读罢不禁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尔后，又得拜读《弥盖朗琪罗传》与《托尔斯泰传》，受益良多。”
《贝多芬传》和罗曼·罗兰对傅雷人生的影响重大，在他8年后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的一篇文章还可窥见。1936年，傅雷好友、在上海美专教授西画的留法画家张弦病逝，当时还不到30岁。傅雷长叹中写下悼文——《我们已失去了凭藉》，开头两段，既是对好友遭遇的痛惜，也是他自己最真的人生感悟：
“当我们看到艺术史上任何大家的传记的时候，往往会给他们崇伟高洁的灵光照得惊惶失措，而从含有怨艾性的厌倦中苏醒过来，重新去追求热烈的生命，重新企图去实现‘人的价值’；事实上可并不是因了他们至上的善性与倔强刚健的灵魂，对于命运的抗拒与苦斗的血痕，令我们感到愧悔！……”

当他写下这些字行，几年前在巴黎读到《贝多芬传》的震颤，大概是如在眼前。
1931到1935年期间，回到上海的傅雷先后翻译了《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和《弥盖朗琪罗传》，并开始译《约翰·克利斯朵夫》。1934年3月3日，他给罗曼·罗兰写了一封信，后者在同年6月30日回了信。商务印书馆在1935年11月初版《托尔斯泰传》的时候，将原信制版印在卷首，傅雷以它为代序东辉职校，自己加拟了一个小标题：《论无抵抗主义》。
1935年8月，傅雷第二次给罗曼·罗兰写信，托付乘船赴欧的友人带到法国马赛港，再寄给旅居在瑞士的罗曼·罗兰。傅雷在信末落款细致，自称“远方之谦逊崇拜者及忠实弟子”，名字是第一次写信时即用的“傅怒安”。他还随信附去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在背面也有敬语、落款。罗曼·罗兰收到后，在照片边上标注：“傅怒安，‘三名人传’的中译者。”关于用名的变化，据傅敏说，傅怒安是他父亲学生时代用的名字，一直沿用到抗战胜利。40年代他给黄宾虹的信，也都是署名“傅怒安”。但《傅雷传》中说，他15岁后改名雷，以怒安为字。后来他用的笔名如“疾风”“迅雨”“移山”，还有“疾风迅雨楼”的斋名，都是从这名和字而来。他后来写那篇沸沸扬扬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就是用了“迅雨”笔名。
根据翻译家戈宝权的回忆文章，虽然罗曼·罗兰的那封回信早在30年代就被傅雷拿出来发表了，但他自己所写的两封法文去信，都是直到80年代初李若萱，才由巴黎第八大学中文系教授米歇尔·鲁阿夫人帮助，从罗曼·罗兰夫人处影印后带回中国，之后由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据法文译出发表。
傅雷对罗曼·罗兰的热烈崇拜，无论从他信中措辞还是最后落款方式，都显得毫无保留。这位法国作家如艳阳如风暴一般奔泻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对于年轻傅雷，以及傅雷未来全部人生态度的影响，从中可以体味。

戈宝权在他回忆文章开首即提到，在傅雷之前，其实还有一位名叫敬隐渔的中国留学生也译过《约翰·克利斯朵夫》。敬隐渔着手翻译并与罗曼·罗兰通信董智芝 ，是1924年，那时他还身在中国。1925年8月，他去往法国，入里昂中法大学，其间曾到瑞士沃德州的新村拜访过罗曼·罗兰。那两年，这个年轻人还将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孔乙己》等作品译成过法文，经罗曼·罗兰推荐发表在一本《欧罗巴》杂志上。
1926年1月10日，郑振铎在上海主编的《小说月报》自第十七卷第一期开始连载敬隐渔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但发到第三期就中止了，“也就是译到该书的第一卷第二部第五大节为止，并未译完”。没有译完的原因龚睿娜，很可能是因为敬隐渔境遇的剧变。戈宝权不太肯定地提到了敬隐渔的命运，“他后来在法国得了色情狂症情动八点，一九三零年初返国”，“传闻他是在一九三一年‘以狂疾蹈海而死的’”。
心愿未竟的敬隐渔，全心付出的傅雷，他们对罗曼·罗兰及《约翰·克利斯朵夫》、“三名人传”的狂热，实际上很大程度上都关联着那个时代。

（“钢琴诗人”傅聪）
1965年9月12日，傅雷像往常一样，提笔给远在伦敦的长子傅聪写信。第一封是用英文写给傅聪当时的妻子弥拉的。弥拉是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女儿。傅聪在1958年不得已从波兰出走伦敦后，曾给父亲带来精神上沉重的苦痛和压抑，好在两年后他与弥拉相爱结婚，给了父亲少许宽慰。自傅聪婚后，傅雷不再单给儿子写信，有时也会写给儿媳，希望她能多了解一位中国父亲对艺术、对家庭的看法。
那天他几乎以整封信谈论的，是自己正读着的书，查理·卓别林《一本卷帙浩繁的自传》。傅雷向弥拉感慨，自己跟卓别林在许多方面都气质相投，尤其是孤独。“我的生活比他平凡得多，也恬静得多（而且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成功），我也非常孤独，不慕世俗虚荣，包括虚名。”他读得伤感极了，忆起久远的过去：“我的童年很不愉快，生成悲观的性格，虽然从未忍饥挨饿——人真是无可救药，因为人的痛苦从不局限于物质上的匮缺。”

（傅聪与妻子弥拉）
现在来看，这本传记带给傅雷的心绪震荡显得不太寻常。自1954年，傅雷就一直给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傅聪写信。从1954年1月18日晚第一封，到1966年6月3日最后一封，傅雷写信的间隔通常在一周左右，少则三四天，最繁密时也顶多每日一封（据增订第五版《傅雷家书》）。而1965年9月12日这天，白天和晚上，他竟接连写了两封信，分别跟傅聪夫妇深谈读后感受，字里行间救世之茧，似有难以尽言的心情。
1965年，正是傅雷饱受忧患、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在政治的阴霾之下，埋头译作之外，给孩子们写信是他精神上最大的支撑。有了1957至1961年当“右派”的教训，傅雷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压缩得更加逼仄，几乎不再出门与人交往。他几十年都是靠稿费生活，从未向国家领取工薪，而现在聊以寄托精神和生活的翻译也由于政治气候的严峻而几乎停止了。前一年交稿了50万字的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始终没有能够出版的消息，他收入骤减，终日忧心一旦不能译书，将难以维持自己和妻子的生活。

（傅雷与妻子）
身体方面的未老先衰也令傅雷哀伤。他的眼神经急剧衰退，医生警告有失明的危险，必须立刻停笔休养。这一年来，傅雷内心在不断挣扎，迟疑着，要不要给认识多年的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写信，请从前曾经维护过自己的这位老领导帮忙，从政府方面申请些钱来治病与生活。
在那个晚上，写给傅聪的信里他又一次谈到卓别林的孤独：“他是非常孤独的人，我也非常孤独：这个共同点使我对他感到特别亲切。”他也责备自己：“我越来越觉得自己detached from everything（对一切都疏离脱节），拼命工作其实只是由于机械式的习惯，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颗心无可安放），而不是真有什么conviction（信念）。至于嗜好，无论是碑帖、字画、小古董、种月季，尽管不时花费一些精神时间，却也常常暗笑自己，笑自己愚妄、虚空、自欺欺人的混日子！”

从卓别林，他是否想起了三十几年前的《夏洛外传》，信中没有提及。但这本书于他，既和卓别林不可分，也深刻于他自己的生命。卓别林创造了不朽于银幕的小人物夏洛（Chalot），法国记者菲列伯·苏卜（PhilippeSoupault）又把他写入“幻想人物列传”，而刚从巴黎回国的傅雷因为深受书中人物的感动，决意将该书译入中国——稿成之后，虽说屡经碰壁，1933年9月他还是以“自己出版社”的名义在上海自费出版了它。
《夏洛外传》为傅雷第一本译著，也是他漫长翻译生涯的起步。当时正值25岁，还是一位留学生的傅雷，在译者序中用这样激情的语句，向读者勾勒他钟爱的夏洛：
一个现世所仅有的天真未凿，童心犹在的真人。
他是一个孤独者。
是世间最微贱的生物，最高贵的英雄。
（上文内容摘自《三联生活周刊》16年第34期）
为了纪念为中法两国在文化交流和艺术搭建上，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傅雷。在以董强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法语界学者和在京法国汉学家合作支持下，法国驻华大使馆于2009年设立了傅雷翻译出版奖，旨在促进法语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
傅雷先生（1908-1966）曾翻译过巴尔扎克、伏尔泰和罗曼·罗兰的著作，该奖因纪念这位伟大的翻译家而得名。每年，傅雷翻译出版奖评选出两部译自法语的最佳中文译作，其中文学类和社科类各一部；自2013年起，还设立了“新人奖”，以鼓励新一代年轻译者。
2017年9月15日，傅雷翻译出版奖评委会齐聚北京，从今年由法语译为中文并已出版的五十九部参评作品中选出了十部入围译著。这些入围译著的原作者中有米歇尔·福柯、皮埃尔·布尔迪厄、洛朗·比内、勒克莱齐奥等不同风格的作家。


（董强在颁奖现场）
以下是2017傅雷翻译出版奖入围作品十部
Les dix finalistes du Prix Fulei 2017 sont:
社科类：
Essai

《 惩罚的社会 ：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2-1973》，米歇尔·福柯 著，陈雪杰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La société punitive :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2-1973), Michel Foucault, trad. Chen Xuejie, éd.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法兰西抵抗者》，罗贝尔·尚贝隆 著，曹松豪 译，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Résistant: Entretiens avec Marie-Fran?oise Bechtel, Robert Chambeiron, trad. Cao Songhao, éd.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Co.Ltd.
《世界的苦难 : 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张祖建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La misère du monde, Pierre Bourdieu, trad. Zhang Zujian, éd.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托克维尔：自由的贵族源泉》，吕西安·若姆厄 著，马洁宁 译，三辉图书 / 漓江出版社
Tocqueville:Les Sources Aristocratiques De La Liberté :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 Lucien Jaume, trad. Ma Jiening, éd.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 Lijiang Publishing
《西方的妄想 ：后资本时代的工作、休闲与爱情》，达尼-罗伯特·迪富尔 著，赵飒 译，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Le délire occidental : et ses effets actuels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travail, loisir兰花花歌曲, amour, Dany-Robert Dufour, trad. Zhao Sa, éd. CITIC Press Group
文学类：
Littérature

《重返基利贝格斯》，索尔·沙朗东 著，林苑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上海九久读书人
Retour à Killybegs, Sorj Chalandon, trad. Lin Yuan, éd.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搅局者》，埃马纽埃尔·卡雷尔 著，马振骋 译，新经典文化 / 文汇出版社
Limonov曹立军, Emmanuel Carrère, trad. Ma Zhencheng, éd. Thinkingdom / Wenhui Publishing House
《生活之盐》，弗朗索瓦丝?埃里捷 著，周行 译，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Le sel de la vie : lettre à un ami, Fran?oise Héritier, trad. Zhou Hang, éd. LifeBookstore Publishing Co.Ltd.
《语言的第七功能》，洛朗·比内 著，时利和、黄雅琴 译，海天出版社
La septième fonction du langage, Laurent Binet, trad. Shi Lihe / Huang Yaqin, éd. Haitian Publishing House
《逐云而居》，J.M.G.勒克莱齐奥 著，布鲁诺?巴尔比 摄影，张璐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上海九久读书人
Gens des nuages, Jemia et JMG Le Clézio; photogr. de Bruno Barbey trad. Zhang Lu, éd.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注：入围作品按照中文书名首字拼音排序。
Le classement suit l’ordre alphabétique des titres en chinois des ouvr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