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真正的“疫苗之王”不应被遗忘：他曾是离诺奖最近的中国人-长城会

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
——汤飞凡
近日，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违法违规生产疫苗行为，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安岳中学，疫苗事件涉及道德和人性底线，引得社会哗然，民众恐慌和愤怒。
这不仅一场疫苗危机，更是一场人性的危机。为了拯救更多人的生命而研究出来的疫苗，成为了某些人图谋暴利和满足贪婪的工具。
曾经，我们因为无数科学家的探索科研没有败给肆虐的病菌，如今却败给了人性的恶！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们曾在一代代科学家的探索中，挺过了鼠疫、天花、牛痘。在80年前的中国，军阀混战，八年抗战，战争下细菌大肆吞噬生命，生存的艰难都没能阻挡众多中国的医学科学家们推进中国预防科学的发展。因为，他们拥有治病救人的决心和执念，以神农尝百草的自我牺牲精神探索生命的奥秘，改写无数生命的不可能。
其中有这么一个人，他不忍看着一个个同胞，在绝望中因缺少医药而死去，在没有合适试验受体的情况下竟无数次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研制出当时极为罕见的救命神药——青霉素，拯救了千百万炮火中奄奄一息的同胞。
汤飞凡，这个被人忽略了的名字。2003年，当一场“非典”如旋风般肆虐了几乎整个中国林潇潇，此时，国家卫生部的老干部不禁发出：“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的感叹！
汤飞凡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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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百年湘雅》第4集：汤飞凡
再现医学大师的生平往事
他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重要病原体并开辟一个研究领域的唯一中国科学家吉祥酒店。他是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品学家，世界上最传奇的科学家之一！
是他首次将沙眼衣原体分离，一举推翻日本著名科学家的病毒研究成果，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沙眼病原争论，一时间让日本在世界病毒科学界颜面尽失，在世界上霸气斩获“衣原体之父”尊称！
他让中国成功生产出自己的，狂犬疫苗、牛痘疫苗、白喉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并将沙眼发病率从将近95%降至不到10%。成功遏制了1950年华北鼠疫大流行，并让中国比世界早16年消灭天花病毒，拯救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百姓！
他至今到底救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1000万？1亿？10亿？
以下，我们一起走进汤飞凡，了解这个名字背后那豪情、悲壮又令人痛惜的一生......

悠悠渌水育英才漫漫求学成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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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7月，湖南醴陵汤家坪，爆发旱情，民不聊生，“百姓咽糠茹草，至有饿毙自尽者”。那一年，汤飞凡出生了。家道中落的汤家开了间私塾维生，虽无黄金万两，但有满腹诗书，一腔志气。从小，汤飞凡品学兼优，出生，成长于旱情交迫的年代，亲眼看着身边的亲人，邻居被疾病苦痛折磨，出生平凡人家的他，却磨练出一颗悬壶济世之心。
14岁那年，湘雅医学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前身）刚建起，他毫不犹豫入了学，成了医学院第一届学生。七年寒窗，湘雅医学院第一届招收的30名学生，1921年毕业时只剩下10人，汤飞凡便是其中之一。这十人中出现了两名中国医学届的泰斗，除了汤飞凡外，另一位是毕业时名列第一、与汤飞凡同岁的内科名宿张孝骞。

七年的医学训练，不仅磨炼了汤飞凡坚韧刻苦的精神，也使他对济世有了新的认识。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纪之交的二、三十年，正是微生物学的黄金时代，以巴斯德(Pasteur) 和寇霍(Koch) 为代表的一代细菌学和传染病学天骄，陆续发现了大部分重要传染病的致病菌。寇霍的学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发现了鼠疫和破伤风的病原菌天使之卵，人称东方寇霍。年轻气盛的汤飞凡曾言：“日本能出东方的寇霍，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的巴斯德？”
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汤飞凡立志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申请到协和医学院细菌系进修。当同学邀请一道开业行医时，汤飞凡说出毕生意愿：“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
汤飞凡在协和医学院一年后兼任助教，三年中全面掌握了细菌学理论和实验技术，经系里和学校推荐，汤飞凡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许名杰，准备赴美深造，也成为那时第一个投身病毒学研究的中国人。
在哈佛的三年里，他有幸师从细菌学大师秦瑟。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病毒学实验方法。他与同事们在病毒学发展的早期重要的贡献包括用物理方法证明了病毒是可过滤、能离心沉淀、能自我复制、有生命的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他们还研制成第一代微孔滤膜，用于测定出各种病毒的大小。

毅然回国兴建中央防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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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即将毕业的他受到导师邀请，希望他留在美国。在美国，待遇好，加上研究配置精良充分，能够满足这个醉心研究的科学家所有的愿望。然而，从遥远的中国寄来的一份信，改变了行程。这封信是自己的老师颜福庆寄来的，信中，老师诚意希望汤飞凡可以回到中国，为中国人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医疗教育体系，改善当时中国医学教育领域的现实困境。

颜福庆先生
1929 年春，当汤飞凡毅然决然地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时，他知道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异常难走的路，可是为了振兴中国的科学事业瘦腿针多少钱，为了在这片贫穷落后的土地上饱受疾病折磨的人民，他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上海。
到了中央大学医学院后，就任细菌学副教授的汤飞凡看到的现实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没有细菌学系，更没有实验室……汤飞凡捐出了自己的显微镜，勉强装备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室，利用教学之外的时间开始了他的病毒研究工作。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病毒学研究。
自1930 年开始，汤飞凡做了不少传染病病原学工作。比如对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肠菌肠炎等的研究，还开始了当时很少有人进行的牛胸膜肺膜炎研究。短短几年，他就发表了有价值的论文20 余篇，可谓一帆风顺。但是1937 年“八一三事变”的爆发打断了他的工作进程。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汤飞凡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一个中国人的选择。
对一个一直在象牙塔内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没有人苛求他在民族救亡中做什么。汤飞凡像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放下手中的科研工作，走出安静的实验室，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
汤飞凡动员夫人参加红十字会的后勤支援，自己报名参加了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前线医疗救护队，随上海医学院的师生组成的医疗队驻扎宝山。在他多次强烈要求下，汤飞凡被分配到第一线救护站，对伤员进行初级创伤处理，救护站离火线只有几百米。
几百米，救护站在日本人炮火的覆盖下，几次几乎被击中俞佳丽，数人相继受伤。就在炮火中，汤飞凡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超越生死的激情。三个多月中日夜工作，中间只回家两次。夫人十分担心日军的炮火，身高一米六零的汤飞凡有自己的主见：“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干这个最合适。”
上海沦陷后，汤飞凡回到雷氏德研究所。租界虽然一切依旧，但山河破碎，陈尊佑汤飞凡已无心研究。此时接英国通知，要求准备撤往英国。对汤飞凡来说，到英国继续工作是理所当然也是最好的选择。
还是颜福庆，又一次改变了汤飞凡的人生。
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鉴于战争期间瘟疫猖獗，以为重建中央防疫处为当务之急，能当此重任非汤飞凡莫数。一封书信自武汉至上海，请汤飞凡到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
正在自惭无为、于无奈中打算再一次去国的汤飞凡接信后精神为之一振。当即辞去月薪六百两银子的雷氏德研究所的职务，携夫人奔往长沙，担任了中央防疫处处长。1939 年初，防疫处迁至昆明。几经坎坷，1940 年春， 防疫处新址建成。
汤飞凡在实验室
汤飞凡并没有因为条件困难而降低科学标准和对工作的要求——他停止制造过时或已经证明无效的制品，通过研究试验改革旧工艺，并参考国外的经验和根据本国需要增加了新制品。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和血清不但供应了大后方的防疫需要，还支援了陕甘宁边区。这些制品因为质量达到了国际标准，也被在太平洋战区作战的英、美盟军所采用。
1943年，汤飞凡和他的同事们还制造出了中国第一批临床级青霉素。青霉素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发明，但具体生产工艺属於军事机密且高产株如稀世珍宝。加上防疫处简陋的条件，许多人认为生产青霉素压根就是天方夜谭。
这些困难汤飞凡心里知道，可是前方的负伤将士正在因为伤口发炎而死去，后方的民众因为疾病流行而丧生。在汤飞凡心中，有些事终归是要有人去做的，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哪怕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在汤飞凡的感召下，防疫处上上下下掀起了寻霉热，一次又一次的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汤飞凡依然十分执着。终于有一天，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赫斯缇雅，被用于国产青霉素的生产。多少抗日将士因为它起死回生，多少中国人因为它度过难关。
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全国，国际上也知道在中国昆明有一个NEPB(National Epidemic Prevention Bureau) 。科学(Nature) 杂志1943年专门介绍中央防疫处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卫生署决定将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现北京），改名为中央防疫实验处。汤飞凡也在1945 年的秋天来到了北平。战后的北平一片废墟，原防疫处也惨遭日军的破坏，必须重建，可是政府拿不出建设经费。汤飞凡在昆明结识的美国人拨给汤飞凡几批救济面粉。当时市场粮价爆涨。汤飞凡用面粉支付了施工和设备费用，于1947年元旦建成了万余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实验处总处。
汤飞凡利用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捐赠的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奋斗在初唐，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于1948年生产出堪比进口产品的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

中国第一家青霉素工厂开业典礼，汤飞凡主持
再一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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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的短短几年里，防疫处除了旧有产品外，还生产了用于预防结核的卡介苗，和用于麻疹和肝炎的丙种球蛋白。按汤飞凡的计划，等卡介苗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将进行全国性推广接种，但是内战使该计划成为泡影。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北平党政机关或撤走或瘫痪，卫生署电令汤飞凡于广州设分处以备南迁。
一封电报后再无其他指示，汤飞凡屡次催问，皆石沉大海。他只能亲赴南京，于11月中旬离开北京。到南京后一无所成，心灰意冷的汤飞凡来到上海租界纸片战记，决定接受哈佛的聘请，举家移居美国。
时间已经是1949年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就要横渡长江，汤家的大件行李已经运往香港，几个小时后全家飞往纽约。夜不能寐的汤飞凡最后一次巡视各个房间，走到书房时，汤飞凡突然改变了注意。去国离乡寄人篱下，他不甘心，决定留在北平。
这一次是汤飞凡自己选择了人生最后的道路。

汤飞凡先生夫妇与孩子
疫苗供应 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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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10 月，原察哈尔省北部鼠疫流行，为了控制疫情，需要大规模接种鼠疫减毒活菌苗。当时我们国家没有这种活菌苗，只好从苏联进口，但是仍不能满足需要。汤飞凡便亲自领导一个组突击研制，只用了两个多月，就制造出菌苗900余万亳升，满足了内需供应并有效控制了疫情。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虽然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封锁，但我国与亚非拉国家有着良好的友谊，并有很多交往。当时的非洲和中美洲许多地区黄热病流行，到这些地区去的人员必须提前注射黄热病疫苗，可我们国家当时没有这种疫苗。汤飞凡就用1947 年从美国获得的无毒病毒株17－D 制出了活疫苗，解决了这个难题。
为了消灭烈性传染病“天花”，中国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就普种“牛痘”。当时的研究所是痘苗生产供应的主要单位，但是疫苗产量很低，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的需要。后来使用了汤飞凡研究出来的乙醚杀菌法，研究所在简陋的条件下迅速增加了痘苗产量。1949 年底，每天的产量就已超过10万支刀歌之短刀行。中国在1961 年就彻底消灭了“天花”，这比全球消灭“天花”还早了16 年，应该说：汤飞凡功不可没短柄斧1。

1992年11月22日，为了纪念汤飞凡为人类健康作出的卓越贡献，中国邮电部发行了汤飞凡的纪念邮票。
衣原体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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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在各项工作进入正轨以后，汤飞凡的心中有一股再也按捺不住的冲动，他要做一件中断了将近二十年的事情，他的毕生之役。汤飞凡申请卸去日常事务，回到实验室重新进行中止近二十年的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卫生部批准了这一申请。
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自然学科的诺奖。但其实早在几十年前，这个奖就应该被中国人拿了，这个人就是汤飞凡。汤飞凡发现了沙眼衣原体，被成为“衣原体之父”。
那时沙眼流行极广。所谓十眼九沙。研究沙眼病原体，从而找到预防治疗的方法，在当时的确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就在这时，野口英世的一篇论文引起了轰动。1928年野口英世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分离到沙眼病原菌，并能在猕猴眼结膜上引起类似人类沙眼的颗粒性病变，故称为颗粒杆菌。
微生物界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包括当时人在美国的汤飞凡。1929年春，刚回到上海的汤飞凡在实验室草创，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开展研究后，所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重复野口的实验。
从1932年到1935年三年内，汤飞凡进行了系统的实验，比较了各种菌种包括野口的原始株，甚至亲自参加人体实验，把颗粒杆菌接种到自己眼中，终於证明该杆菌无致病性。汤飞凡于1935年发表的论文，彻底推翻了野口的细菌病原说。
野口英世的惨痛教训使汤飞凡决定亲自采取样品，他找到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张晓楼，两人合作。汤飞凡从研究包涵体开始，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此时，病毒分离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
1955年8月10日取来的标本是新方法的第八次分离试验，传了三代后成功地分离出病毒。20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汤飞凡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中国人。这株病毒就是著名的TE8。

为了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1958年元旦，汤飞凡命助手私下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造成了沙眼。在其后的40天内坚持不做治疗，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的解决了七十余年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从此沙眼病毒被称为汤氏病毒。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是名符其实的衣原体之父。
沙眼的治疗和预防在短短几年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从以前的“十眼九沙”到现在的5%左右的发病率。他用一生追逐这个梦想，于花甲之年实现了当年的诺言。
“发明一种预防方法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

汤飞凡（中）分离沙眼衣原体
1957年，也就是他发现沙眼衣原体的那年，国际科学界发生的大事里，就列出了这项成就，和他并列的其他两项成就，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可惜的是，汤非凡在一年后就去世了，与诺奖失之交臂。
士可杀不可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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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命运在给汤飞凡几年时间麦极网，他当时正着手研究的麻疹和脊髓灰质炎肯定会提前消灭，其他一些传染病也能提前得到控制。只可惜天妒英才。
1958年，大跃进拔白旗运动中弱妾，面对被扣上的莫须有的罪名，汤飞凡不堪受辱，于1958年9月30日晨，自尽。
尽管在得知此事后，领导人严肃处理了相关人员，并及时阻止了运动的继续马诺下跪，但人已死，一切都回不去了！拨乱反正以后，本来汤飞凡没有戴帽子，不属于平反之列。但医学界的呼声太大，卫生部于1979年6月为汤飞凡举行追悼会，给予汤飞凡高度评价。
汤飞凡死后，中国的沙眼病毒的基础研究渐渐终止，与汤飞凡合作的眼科专家张晓楼站出来包揽了各种荣誉，也包括靠重覆汤飞凡在自己眼里做的人体试验而发表的那篇论文。
1980年6月，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沙眼防治的最高荣誉终于属于汤飞凡，可是IOAT不知道，这世上早已没有汤飞凡。
取而代之的是张晓楼接过奖章和奖金，并发言，没有一次提到汤飞凡的名字，均以“我们”代替。原来颁发给汤飞凡奖章改刻了两个名字，第一名居然是张晓楼。
张晓楼的做法引起公愤，汤飞凡夫人和学生们从一开始就强烈要求卫生部澄清，直到1986年8月写信到IOAT，要求一个公正。四个月后IOAT回信：经了解，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为了澄清起见， IOAT将复制一枚新的奖章。新奖章的后面只刻着一个名字：汤飞凡。

他走了45年已少被人提起，直到非典肆虐时期，他又被人想起，当时卫生部的老干部说，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
时光荏苒，也许最悲的悲，不是时光的流失；而在逐渐麻木的岁月里，我们逐渐丧失了魂魄，永生难寻…

矗立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汤飞凡纪念碑
这个被誉为“东方巴斯德”，世界“衣原体之父”的先驱，汤飞凡身为医者，做到了极致，强烈的救国救民精神黎曼和，求真求确，必邃必专的科学家精神，奋战在疫苗研究第一线，拯救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建立起中国防疫体系，引领中国预防医学屹立在世界之林。
“科技救国，科技强国”，我们从不缺乏怀揣科学理想为科学事业献身的人，他们拯救苍生，改变人类的未来命运，像汤飞凡这样的先驱不应该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泥沙褪去，他的名字如金子般闪耀。
不管是曾经的社会动乱，制度缺陷，还是如今的资本利诱，道德沦丧，国民信任几近失望。在不同领域，我们倡导并坚守科学家精神、科学家思维，我们需要更完善的体制和更美好的社会，唯有如此，方可重建国民之信任，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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