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天山雄鹰》第143期-春的故事
《空军航空兵第三十七师战友纪念册》

视频欣赏《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一、战友动态
（一）原空三十七师副参谋长刘贵、师司令部军务科科长孙昌礼、空军乌鲁木齐场站副站长程建业同志近日看望空军乌鲁木齐场站首任政委贾雨范夫妇。
（师李民仓政委提供）

（二）原空军乌鲁木齐场站飞管室主任高劭迪七月份从乌鲁木齐来西安开会，战友聚会。

（三）空九军泉州籍战友会成立三十周年合影留念。
（王国兴提供）

二、我和我的父亲
——一个当兵的人
谨以此文献给我历经磨难的父亲，
祝他健康长寿！
[作者]曹芳（加拿大）
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曾有一首军旅歌曲火遍大江南北、尤其深受部队官兵的推崇喜爱、至今仍被传唱热颂。记得第一句歌词就唱道：“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然后自问自答地说：当兵的人没什么不同，和所有的热血儿郎一样，他们的足迹踏遍祖国的高山长水；可是当兵的人又是不一样的，他们餐风宿露、将大好的青春年华留给了祖国的边关远疆，身披风霜在共和国的旗帜上书写别样的风采。曾经的空37师老兵李宗跃说得好：“人当过一回兵，就像土烧炽成了陶，永远区别于土。即使陶后来无用了韩寿偷香，打成了碎片，依然会折射出不同于土的特殊光彩。”
曹桂金1982年在空军乌鲁木齐南山机场
（曹芳提供）
我的父亲曹桂金就是这样经过部队生活千锤百炼的军人中的一员。从1965年12月应征入伍到1986年1月转业回乡，他在军队里摸爬滚打了足足20年。我常想：如果不是有当兵入伍的机会，倘若不是人生中有这么长时间的一段历练，父亲的眼界肯定得不到开阔、见识也就停留在他那个时代某些人那样的短浅认知上、也就更不可能以他自己的精神和意志鼓舞和影响我们了。
入伍前，曾经因为小学成绩优异而被保送进县城最好中学的父亲，由于家里实在贫穷、不得不于初中二年级就辍学、开始靠体力挣钱养家。那时我爷爷奶奶可说是基本没有自己的家，而是跟爷爷一个大家族的一户堂兄家共一栋老屋，全家大小六口人就挤在那天宽地窄的一间小厢房里过日子。之所以还能读到初二，主要是父亲会趁闲暇时给一位关系要好且家庭经济条件不错的同学家打打零工帮帮忙，以及周末天不亮就上山砍柴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这才勉强有了下一星期的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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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到了年底，居然还剩了几个钱，父亲就交给奶奶，让她去街上秤点儿肉末、给全家人打个肉汤过年。奶奶噙着泪接过钱，没有言语，但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父亲的脑海里；作为长子，他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加倍努力、给家里买屋子、让自己的父母和弟妹们过上好日子。于是到了1970年，父亲用自己在部队里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那点儿工资，及四处找战友和亲戚们借来的1000元钱，给爷爷奶奶和叔叔姑姑他们买下了一栋只在一面有两间厢房的屋子。在当时，这栋自带前厅和后厨房的老屋对爷爷奶奶来说已经是再好不过的住处了！而那四下里借来的“巨款”，却在我父母亲辛勤节省许多年之后才还清。
曹桂金1969年丹东（曹芳提供）
母亲总是说起随军前的几次入疆探亲，我们家在阿胃滩时做菜连酱油都买不起。我86年从新疆回老家时还在那栋“小白屋”里住过，记得已经添加了堆放杂物的阁楼和厨房旁的猪圈，我和妹妹还被厢房里的跳蚤咬疼过、被藏在厨房柴草堆里的大老鼠吓到过。如今虽早已不住人了，老屋仍在，除了还占着块儿地皮将来留作它用，在我看来，也算是对一个贫家少年曾经立志尽孝的最好纪念吧。
虽然无奈地辍学了，所幸父亲的机敏和勤劳被大队领导看中，让他在大队里做了会计。65年部队来招兵时，父亲体检过后就回到了公社继续参加民兵集训，对自己被选上的事情还不知晓，可他们几个即将入伍的消息却已经传遍了大队。奶奶又担心了，惟恐自己的儿子出去见了世面后就再也不肯回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地方了，于是暗中张罗着给他找门亲事，想用媳妇孩子拖住父亲，让他时时惦记家里。可惜家里条件实在差得不行，无论是以前偷偷喜欢父亲，或是通过照片看上父亲的邻村姑娘们，都没法看中这个破烂贫困的家。奶奶急了，最后托人到自己娘家村里去找，结果只有我母亲家不嫌弃。此时我母亲家里的情况要稍好一点儿，但她从小就在村里见过几次前往外婆家拜年的我父亲，明白我父亲在模样和聪慧等各方面都较自己高出一截，觉得比起家庭条件来，其实人更重要，心里早就愿意了。就这样，就在父亲毫不知情还在公社的民兵打靶场上练习之时，奶奶就偷偷将我母亲接到了村子里；等父亲临入伍前匆忙返家打包收拾行李之际，才无辜地知道自己已经“被结婚”了。
2016年8月28日金斯...火车前留影
（曹芳提供）
可贵的是春日野樱，父亲从来没有嫌弃过自己的“糟糠之妻”。他“一结婚”就入伍奔赴丹东，因为聪明踏实能干，很快入了党、提了干，直到四年半后的1970年端午节才有机会第一次回乡探亲。母亲嫁入曹家时才17周岁半，还很贪玩，劳动的同时还参加年轻人组织的宣传队等活动，开心地度过了最初的几年，然后就开始了来自奶奶无穷尽的责备和刁难。首先当然是责骂她在我父亲探亲的这20多天时间里没能怀上孩子。后来虽然陆续有了我和妹妹，但是在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农村、尤其是在我奶奶这样十分要面子的婆婆眼里，连续生了两个女儿的母亲是“罪不可赦”的。所以我母亲在吃尽了苦、挨尽了骂之后，还要面临“被离婚”的命运。随着大儿子的入党和提干，呆在老家的奶奶越来越看这个儿媳不顺眼，于是在1976年冬我父亲回乡探亲时，奶奶就又哭又闹地非要他们离婚。父亲自然知道她是无理取闹，却也明白奶奶只是要面子、不愿意明面上让她下不来台，只好一遍遍地给奶奶讲道理，说当年人家不嫌弃咱们穷、如今咱们也不能违背良心甩了人家，对吧？可我家厉害的奶奶并不是随便就能讲明白道理的角色呀，赌气说：“你只要媳妇是吧？那好，你不离，老娘就跳河给你看！”晚上她果然不见了。有人说看见奶奶往村头池塘方向去了，父亲急得什么似的，飞奔到池塘边大喊起来，接着马上就跳进池塘里去摸人，惟恐晚一秒钟就来不及。其实精明的奶奶怎么会做那样的傻事呢？她就是想考验儿子的孝心，不过是静静地藏坐在塘边的一处草丛中冷眼观望罢了。后来实在看不下去傻儿子在寒冷冬季的塘水里湿淋淋又心急如焚寻人的可怜样儿，才皱了皱眉，冷冷地出声叫道：“上来吧。我回家去了”。虽然这一回婚没离成，但同样的要求奶奶不止提过一两次，那几年我母亲的境遇只有更惨。母亲于是十分盼着能随军、早些离开这个家，哪怕再吃苦受累，就算一直吃着“河水煮鱼”般清汤寡味的三餐，她也愿意乌龟也上网。

我有关童年的记忆大约就是从1979年随军去部队时才开始的。就像那个年代典型的包办婚姻一样，我父母之间说不上特别恩爱，客观地讲，更多的是彼此熟悉后“谁也离不开谁”的那种亲情吧。但这正是孩子健康成长所需要的家庭环境，虽然也偶有争吵，但我们感受到最多的，还是父母亲为了经营这个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努力奋斗。父亲尤其喜欢小孩子，也因为自己当年受条件所限没能继续读书接受更多的教育而耿耿于怀，所以对我和妹妹的生活和学习特别关心——那时的父亲非但不严厉，而且很有耐心，有时还颇具童心，经常把在单位上战友结婚等场合得到的喜糖或花生瓜子等零食留着，带回家给我们姐妹解馋，我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等爸爸回家掏他的口袋。他从不主动掺和我们的学习，却会时时过问，要求我们一定要尊敬老师，要学习态度端正、认真；等我上初中后，他基本辅导不了我们的所学了，就更鼓励我多读书、学会自学，他和母亲则是在生活上更多地照顾我。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有着“病胎子”、“药罐子”这样的外号，母亲到现在还经常说起她当年在农村老家独自带我时有多么地担惊受怕、她又是如何在深夜里抱着发着高烧才满一岁的我连跑五六公里路到公社去敲医生家的门的。随军后，她总算不再悬着一颗心过日子了，因为少了奶奶的责骂、又多了父亲这根主心骨，她就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两件事上：一是帮父亲还债，二是照顾我和妹妹。我依然记得自己由于肠胃不好，都小学二年级了还曾没能忍住以致于拉裤子的陈年糗事，可我亲爱的父母亲除了担心我的身体外，半句责备的话都没有，母亲只轻叹了口气就开始帮我清洗毛裤棉裤，父亲则在一旁帮忙找黄连素，烧热水。到了南山，我也是卫生院的常客，不是牙疼，就是出现耳鸣，还因为腿上此起彼伏地生疖子而烦劳好脾气的小张叔叔帮我换了整整两个月的膏药。那时，除非工作太忙，几乎每次都是父亲带我去的卫生院。记得有一回右脚大拇趾上还长了鸡眼，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卫生员除了给我开鸡眼膏要我回家每晚洗脚后外敷，还用了不少偏方，这回拿小刀片轻轻刮，下次就用银针穿上燃烧的烟头熏，后来也不知怎样、大约是几管齐下的效用吧，还真的好了。由于走路疼痛难忍，大都是父亲背着我前往卫生院的，一路上还给我讲：他早先脚后跟也长了可恶的鸡眼，很大了需要切除，那时不巧没有麻药，是我的小学班长荆银峰她妈妈——上次看到某期《春的故事》贴出的老战友照片，觉得应该是幽默乐观的李巧惠阿姨——帮他硬生生地用手术刀挖掉的！我听了倒吸一口冷气，父亲却说：“这没什么，当兵的谁没吃过这种苦啊？！只要坚强、有毅力，就没有什么能难倒我们，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父亲就是这样，从不给我们讲大道理，而是用他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行动来激励影响我们，以身作则，教我们要懂得孝顺感恩、要珍爱家人朋友、要勇敢坚定。

父亲是个非常心细的人，这种性格不仅令他在工作业务上精益求精，也体现在他日常生活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中。我自打7岁半时随军去了新疆，每年的手脚都会生严重的冻疮，奇痒难受，父母亲想尽了办法为我缓解痒痛。听说用茄子根和辣椒杆煮水浸泡对治疗冻疮颇有效，父亲总是想方设法地收集储藏晒干的茄子根和辣椒杆，等到隆冬时节母亲就每晚烧这种散发着“奇怪中草药味”的淡黄色开水给我泡手泡脚。总记得那些年父亲一个个地拜托返乡探亲的战友们这个帮忙带点儿、那个劳驾收着点儿的情景，想着他们对我的关爱，到今天我还会忍不住眼眶湿润。我进入八一中学住校读初中时还只有11周岁，虽然已不算很小的孩子了，但由于体质太差、自理能力也差，真没少让父母亲牵肠挂肚。母亲现在跟我聊天，还常常会“嘲笑”我说：“你上初中那会儿，每个周末回家，人家懂事的孩子都会给家里买些服务社买不到的东西，你可好，总是背一包脏衣服拿回来给我洗，因为你洗不动啊！”是啊，第一次坐大巴去乌鲁木齐入学报到时，仅仅1小时40分钟左右的车程，我就因为晕车厉害先后呕吐了七次，几乎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了，这样弱的身子，怎么能让他们放心呢？！所以我每个周六回家总是能得到“女皇”般的待遇，除了美味大餐，就是开心地和妹妹一起看电视，父母亲在这种时候是不会提醒我们要做作业的，而我经常是用热热的洗脚水泡过脚后、看着看着电视连续剧，就睡意朦胧了。当我们睡了个大懒觉、到了周日近中午时分才自觉地开始做作业时，母亲在洗衣服，父亲则又是烙饼、又是炸蚕豆，还把头一晚预留的红烧肉装盒，一股脑儿地打包给我带到学校里，让我跟同学们分享。

父亲还时常关注天气预报，惟恐不知冷暖的我不小心受寒。有一回，我才回到学校，第二天他就看到气温会骤降、即将有突发暴风雪的消息，当晚就搭了一辆便车跑到我们学校给我送去了军大衣和大头鞋，因为他知道我有多怕冷。我到现在还记得父亲千叮咛万嘱咐后自己穿得单薄离开时的背影，还能想象出已近黄昏了他焦急地四处打听有否当天能往返乌市的便车的情形。还有刚上初一的那个初冬，入学不过两个多月，学校里突然流行起传染病“猩红热”，我当时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同宿舍室友、全家刚搬到南山的张咏梅第一批染上病被隔离了，我因为“讲义气”去探望了孤零零住在一个大房间、吃着“病号饭”的咏梅，结果咏梅才被接回家，我的双手和身上也开始发现不明红色斑点、也开始发烧了。当时父亲在呼图壁进修，不能经常回家，但总是惦记着我。我发病的那天是周六早上，正巧修理厂的秘书、永远笑眯眯和蔼可亲的宋巨银叔叔，不知是出差还是路过乌鲁木齐，父亲就托他去学校看我，我于是告诉小宋叔叔自己被传染上猩红热了，老师让我尽快回家治疗的事。等到下午放学后，我正准备去赶小杨叔叔驾驶的大巴车回家时，父亲就忽然出现在我眼前，他专程从呼图壁赶过来接我回家，还特地请了一周的假，因为在他的心里，没有什么比孩子、家人更重要的了。我当时其实心里是很紧张的，因为记得不久前才偶然看到过《民间故事》里有一篇讲述著名二胡大师刘天华的文章，说他就是传染上了猩红热治疗无效离世的。可是看到父亲，我的心立时就放下了一大半。因为晕车，也因为发烧浑身无力，我靠在父亲身上一路稳稳地睡着，直到该下车了才醒过来，父亲又立即背起疲惫的我，直奔卫生院。我那时已经窜了个子、体重也快有80斤了，所以很不好意思、执意要下来自己走路，父亲说什么也不肯，劝我说：再争下去恐怕卫生队要关门了。我就这样一边暖暖地趴在父亲宽厚的脊背上，一边向他汇报着学校里发生的种种，等打过针取过药回到家，饭也没吃几口就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新中国成立以后，猩红热已不是什么致命的疾病，而我当年患病后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恢复返校了，绝大部分功劳都归于我父母亲的精心照顾。
在我们的学习这件事情上，父亲也是尽心尽力、全力以赴的。他十分羡慕我们这一代孩子能有如此好的受教育的机会，这应该跟他当年由于家贫而无奈辍学的遗憾非常有关。但这并不是说他对我们有多严厉，或非得要求我们考试拿多少分、排名第几。他首先希望的，是我们能够珍惜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做到学习态度端正、学习目标明确。我们如果得奖了，父亲并不会给我们其它物质上的奖励，他会像个孩子般高兴地直夸我们，然后亲自下厨，弄一两样香喷喷的美味犒劳我们；而他的那份开心会强烈地感染我们，让我们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没有辜负他和母亲对我们的疼爱。我还记得1980年10月我们离开阿胃滩搬家到南山时，父亲把我二年级得的奖状小心翼翼地从墙上取下、收好，结果贴在卧室门背后的那张怎么也不好拿下来，他又怕弄破了，只好作罢，却颇有些懊恼自己贴的时候太使劲了。如果说随军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的话，小学升初中就可算是第二个关键点了。本来我由于年纪小不懂事，险些懵懵懂懂地就随大流升了初中，却因为吴欣然老师无意中一个惋惜的眼神，突然心有不甘，非要磨着父亲帮我另寻出路。可是又因为争取不到乌鲁木齐市重点中学的报考名额，我的心情变得极其沮丧，是粟海初伯伯饭桌上一个中肯的提议，让我和父亲的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不久后，父亲有机会和沈怀水叔叔一起出差去乌鲁木齐，沈叔叔也是我们江西人，他家大儿子沈金龙当时是我的同班同学，也希望有机会报考别的中学，所以两位父亲就趁出差的空当去了趟八一中学。当天的申请结果很不理想，校方招生办的工作人员以不属于学校招生范围为由，婉拒了两位兴高采烈的父亲凡人问天，我和沈金龙就更加失望了。但是父亲不是那么轻易言败的，更重要的是不甘心自己的女儿失去任何可能的机会，于是几天后，他又邀请沈叔叔索性专门请了一天的假，直接奔往八一中学。这一回，他们使出“软磨硬蹭的太极功夫”，终于以两位父亲强烈的舐犊之情打动了招生办的那位老师。他松口说道：我是拿你们没办法；这样吧，我们学校是有一定的招生名额的，如果今年学生的报考人数到期尚未满员，我们会考虑让出两个名额给你们的孩子。最终，当两位父亲跑第三趟乌鲁木齐市时，我和沈金龙就幸运地取得了入学考试的资格，并以一模一样的总分考上了八一中学。所以，很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依然会给我的孩子们讲述：当年她们的外公是怎样“磨破了嘴皮”才如获至宝似的为他的女儿争取到了那个宝贵的名额的。

第三个关键点，应该是父亲转业回老家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原本可以在83年就转业的父亲将名额让给了一位急需回乡的战友，而自己则直到1985年大裁军时才转业，更很不走运地被分到了乡下一个镇政府工作。虽然父亲当时自己的压力和心理落差已经够大了，但他都是自己承受，从不在我们面前流露出一丝痕迹；他更希望的是，我能进入县城里的省重点中学继续初三下学期的学习，惟恐我留在小镇上排名较差的学校里荒废了学业（虽然城里的中学的重点是在高中，初中部并非很强，但总体水平还是远高于其它学校）。我们第一次去一中碰运气时，可说是吃了个相当硬的“闭门羹”，人家直接就拒绝了，理由也充分可信：我的户口不在学校的管辖范围之内。当兵出身一向硬气的父亲陪着笑脸解释说：孩子学习成绩很好，是全年级第一呢，能不能给她个机会？可得到的回答是：全年级第一我们见得多了；新疆的教育水平能怎样？单从高考分数线比内地低了好大一截就可见一斑。这也基本是实话，无法分辩。我那时年纪还小，心里很是受伤，回家路上都是含着泪水、一声不吭。父亲就拼命地逗我开心，宽慰我说：“没关系，我去想想办法，咱们下次再来，肯定能成的！”果然，饶是父亲脾气执拗、宁折不弯，在自己转业工作的安排上被人走了后门也不愿去找人打点，可为了女儿，他竟然乡下县城奔波好几趟，不惜说尽好话，赶在年前先是将我们的户口落在了市粮食局（所幸我母亲工作的镇粮管所是隶属于市粮食局的下辖单位），接着联系昔日的同学旧友，最终打听到他曾经的初中数学老师就在该校教导处任职。不过那个年代的人真是单纯认真，尚未有什么请客送礼的说法，父亲领着我去教导处见黄伯伯的时候，带的是户口本和我的成绩单。黄老师仔细看了看，说：既然户口落在了咱们管辖的范围之内，就可以给孩子个测试的机会嘛孙立基，行的话就收，不行的话我也就无能为力了佛予蝶。我于是见到了我未来的好班主任李老师，聊了几句各科都学到了哪里的话，就被带到年级办公室做测试。当我最终“理直气壮”地被学校正式接收后，父亲长舒了一口气，那样子比我自己都高兴！那以后，我愈来愈多地发现，我们在生活和学习上的每一点进步，都是父母亲快乐的源泉，虽然他们自己当时也在经历种种不适应和困难。好比我高中时非常幸运地拿到一个全国性的大奖，每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仅有4-6名学生获奖，父亲的几位同事无意中在一本全国发行的杂志上看到包括我的名字在内的各省市优秀学生表彰名单，惊讶地向我父亲求证，欣羡且半开玩笑地说：“不是我说你，老曹，你可是还没这个荣幸上这种杂志的光荣榜呢！看来你这个老曹书记还不如你家的小曹书记呀（我那年高三，时任班级团支部书记兼年级团总支书记）……”父亲颇为自豪地大笑着回答道：“那是，未来是孩子们的呀！” 很多年以后，我自己为人父母了，才更加懂得和体会了这种发自肺腑的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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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我是有多么感谢疼爱宽容我的父母双亲啊！高二伊始文理科分班，因为语文英语和历史地理科目成绩突出，我毫无疑问地以文科排名第一的名次，顺理成章地进入文科班。然而有一次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去到郊外的校办农场劳动时，我无意中听到两位女生的闲聊。只听其中一位说道：“曹芳啊，她当然是要跟咱们上文科班的啦，她的文科成绩那么好，理科却不咋样，她要学理科的话，能不能考上大学还难说呢。”其实这位女生当年跟我交情还不错的，她所讲也基本属实，我初三回老家时落下了不少数理化课程，虽然后来也紧赶慢赶自学补回些许的知识，但基础已经不够牢固了。偏偏那时我心高气盛，不信那个邪，就是要证明给你们看看我选择理科同样能考上大学！所以一回到家我就跟父母亲闹，非要转回理科班不可。父亲苦口婆心地跟我摆事实、讲道理，但15岁的我多少有些叛逆，就是听不进他的话，非得赌这口气。父亲急了，赶紧带我去找我高一的班主任，亦即父亲在市政协的同僚兼朋友朱老师，希望他能说服我这个倔脾气的孩子。我的班主任伯伯一直像喜欢自己的女儿一样喜爱我（他女儿只比我大一岁，是高我一级跟我玩得来的学姐），同样蒙在鼓里、不知道我为何会“回心转意”想要回到他的班里，的确费了不少口舌试图劝说我，可没想到平日里很乖很听话的“属下”这一回竟然如此难说话！但他老人家在这件事情上也有点儿私心，暗自希望能把好学生留在自己的班里，而且不知为何，老人家对我期待甚高、信心满满，所以最后，他反倒劝说我父亲别担心，孩子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只要继续这么认真努力，不愁考不上大学。父亲没办法，只好由着我去。结果当然是显而易见的，我放弃了明明喜欢的文科，高三时又放弃了保送进本省师范大学的名额，非要自己搏一把，争取考到省外大城市的好大学去，却没能成功：除了高考前后发生的种种意外，比如食物中毒、比如发现肿瘤（所幸是良性、大一时手术切除）、又比如那年全国性的招生名额压缩，我自己始终挣扎在与数理化的痛苦斗争中也是有目共睹的。虽然高考语文考了全校第一、英语也仍然名列前茅，但数理化拖了很大的后腿，最终第一志愿未能录取、被无情地调配到了一所我自己根本没填志愿也不知它究竟坐落在哪里的二本院校。当我接到老师的电话、得知自己考上的是一所无名大学时，整个心都下沉了 ——是的，我赌赢了、考上了大学证明了自己，可为什么却如此失落？！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是心事重重、漫无目的、无意识地往前挪步，一直沿着国道走到了母亲工作的单位，见到正在工作的母亲、一把抱住她就放声大哭起来。母亲吓了一大跳，连问我好几遍都得不到回答，也急得搂着我陪我一起哭。等她终于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我那从未有多少文化的可爱的母亲破涕为笑，说了她老人家这辈子最有哲理的一句话：“傻孩子，这是大喜事啊！别说你考上了本科，就是什么都没考上，我跟你爸也不会怪你的。又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上大学、都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再哭身子就更差了。”我始终都记得来自母亲这句话的无比安慰。父亲听说后，也是一副欢喜的样子，张罗着要摆酒庆祝。我的班主任伯伯颇为后悔，非常善意地要我先别去大学报到，改学文科复读一年，争取考上理想的大学，他给我出学费。我当然不可能让他老人家出资复读，因为选择理科明明是我自己的任性而为，所有结果都得自己承受才是；但更为可惜的是，那个年头我们那儿有政策，考上了大学却不去报到，三年之内是不允许报考的。所以我极为不情愿地去了那所大学，只是没想到竟然还喜欢上了大学里的某些东西、这么多年后仍跟母校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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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家庭氛围的相对民主，我的任性也绝不止一次两次，上了大学的我依然保留着明显的倔脾气。我是个特别理想化的人，对自己要求甚高，也因此会有很不自信的时候。比如大三时，因为学习成绩好并兼任副班长和文艺委员，班主任老师和系里主动向我“抛出红绣球”，让我写入党申请书。可我倔强地认为自己还不够格，婉拒了老师和系领导的好意，让同学们大跌眼镜！我的一位同学甚至半开玩笑地“埋怨”我说：“你这下不是把我们申请入党的积极性全给打消了吗？你如果不够格，那我们谁还敢说够格呀？！”我赶忙向她解释这并非我的本意，却也真的担心同学们会有这种想法。所幸同学们也不过是当时说说而已，他们仍然积极申请入党，并未受我的一丝影响。我同样担心作为资深老党员的父亲会怎么看待我这个世人都觉得“愚蠢草率”的决定，因为明摆着，入了党能给毕业分配和今后的工作加多少分呀！不料父亲对我的决定并不吃惊，只说了一句：如果还没准备好，那就再等等，对自己要求严格没有错。再比如，父亲希望我大学毕业后直接读研，可我骨子里并不是很爱读书的孩子，也不甚喜欢自己的专业，又一厢情愿地暗地里想替父母亲分担家庭的经济负担，打算毕业后就上班。虽然我不忍拂他的好意、也被他催着报考了一所挺有名的高校，但却“阳奉阴违”，根本不复习，结果当然是名落孙山了。我猜父亲其实是知道我跟他“耍小聪明”的，但他并不说破。大学毕业前夕，由于我们是学校最后一批包分配的毕业生，大家都私下里跑动、找关系，父亲虽然很不情愿，却也幽幽地问过我：“要不要也给管分配的老师送点儿什么？”他实在是担心自己的女儿会重蹈覆辙，和他当年转业回乡时一样，在工作的分配上受到不公平对待。可我一个单纯得只知学习玩耍的小女生，哪好意思做“送礼”这种事儿、又如何会懂得该往哪儿送、怎么个送法呢？所以我简单而倔强地谢绝了父亲的好意，父亲也就不再提这事儿了。直到我后来在毕业分配和在工作单位遭受到不同程度的不公和挫折时，我才逐渐明白了父亲是如何时时为我操心、担忧的。工作两年后，我想离开原单位，像同事一样去广东闯荡，父亲不同意，说我过于单纯的性格和倔脾气根本不适合“下海”，他建议我还是把学习抓回来，再考研试试看。“知女莫如父”，他深知我的性格更适合读书、做科研，可我并大不清楚自己的长短处。我们当时很是为此争执了一番，父亲有些生气了，我也没被他说服，但我最终答应他去考一次、考不上就别管我上哪儿了。我“故伎重演”，不但报考了当时排名全国第三的著名高校，甚至报了个自己从未学过的文科专业，其实就是想藉此告诉父亲：我听您的话去考了，但考不考得上就怪不得我了。可是临近考试前三个月，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这种敷衍父亲的做法颇为幼稚，想着既然报名费都交了，单位那边也好不容易层层盖章允许我考研一次，还是应该重视这个机会的，因为当时的情况就是想离开原单位换个工作环境的。想通了这个道理后，我开始发奋努力地复习数学、政治和英语，并自学报考的专业课，终于考出了还算不错的成绩。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去到自己心仪的著名高校就读而是被调配到了北京读研，但我的心是欣喜的，因为看到父母亲有多么的为我开心和骄傲。这一次的妥协和成功，让我清楚地认识到，父亲其实比我自己还了解我的长处和潜力在哪些方面，也让我开始反省自己以往的任性是令自己遭遇挫折的源头。我于是开始逐渐地改变自己肇源贴吧，也认真地观察父亲：原来很多事情，他都看得明明白白，我在学校和单位因为性格单纯且不愿随波逐流，无意中得罪了某些领导，父亲是能感觉得到的，但他也不愿意让女儿过早地接触到那些不良的社会风气而改变了初心。我想他是宁愿我吃些苦头，并从中能学到一些宝贵的经验教训，毕竟，这是我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路还是要用自己的脚去走、去丈量。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后，我不再任性行事，凡事也都跟父母亲商量，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比从前更亲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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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我从小到大都还算是个懂事听话的好孩子，即便有个别“任性妄为”的时候，也能够自我承担责任和后果，因此在原则性问题上没让父母操心过。古语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是“寸草春晖”的父母恩情！我很清楚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也因此更加感恩父母亲对我的照顾和包容。认真学习、艰苦奋斗、做父母喜闻乐见的事、让他们开心为我骄傲，就成了我努力的目标和动力——虽然当时并不觉得自己有那么“乖巧听话”，但回首往昔，似乎还算没让他们失望过。比如当年我好不容易考上了八一中学，却不幸染上了猩红热不得不被隔离、回家、缺课，当时心里还是颇有些担心的，觉得父亲那么辛苦争取到的报考名额，可千万别就因此栽了、被学校遣送回原地。因此病愈回到学校，我就找同学借来笔记，很认真地补上了落下的课，最终在第一次的期末考试中取得了全年级第一的好成绩——当然我那时一点儿也没敢奢望什么，只是希望至少是个中上水平，别被淘汰了就好——所以我对这个出人意料的成绩先是怀疑，然后是放心不会被学校辞退，如此而已，但是在看到父母亲那样欣喜表情的那一刻，我还是很开心的。再比如跟随父母转业回到老家后，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不仅几乎听不懂老师讲课，我还发现我比同班的同学们落下了一大截！这是因为在新疆，老师讲课是按部就班地照着既定的进度来安排的，而内地的学生则早在初三上学期就业已完成除了语文和英语外其它所有科目的学习，初三下嘛，根本就完全是复习准备中考的冲刺阶段呀！况且那时普通话尚未在全国流行，除了语文课和英语课，我根本不明白其他众多老师用当地方言所讲的都是些什么！另外，因为水土不服，我的身体似乎更差了。所有这些真的让我有些抓狂发毛，因为这是初三下学期、多关键的几个月呀！我若中考失败，如何对得起父亲为我进入这所省重点所做的那些努力？！父亲也十分明白我的困境，他甚至担心我落下那么多课、恐怕连普通的高中都考不上，比我还紧张百倍。可是他不表现出来，怕影响到我的学习，却私底下找过我的班主任老师，咨询是否应该让我留一级、重读一年、跟下一届学生一起考。李老师略微思索了一下，很实在地回答说：“还是先看看她模拟考试的情况再说吧怒海萍踪。”不久后我因为生病，父亲亲自对我提出此事，我“大为光火”，虽然我极少跟父亲顶嘴，但那次我的确是有些责怪他背着我去找老师，还想出“留级”那样的“馊主意”——单是想想我远在乌鲁木齐市的同学们知道曾经的全年级第一居然需要留级的消息后会有怎样的“骚动”，我就差点儿哭出来。我发誓要考上省重点的高中部，不让别人瞧不起我，更不让父亲的努力白费。所以这一次，我是真的下了点儿功夫、比较刻苦地自学、复习了。终于，我在第二次模拟考试中意外获得了全班第二的好成绩，惊艳了曾经不愿接收我的老师们，也获取了同学们肯定的目光。不过，我在得到班主任老师大大的表扬时，心里想到的其实只是“终于可以不留级了！”所以很多年以后，我会给我的孩子们讲述自己在她们这样年纪时的趣事，讲到这一段会颇有些感慨地说“那时真的是喝着中药考上高中的呀！”当然我真正的中考成绩在高一入学时只能排到中上，但我已经挺满意了，毕竟曾经是个不被人认可接收、险些要留级复读的命运啊。很清楚地记得暑假的那天是父亲跑去县城看的榜，他回来的时候已是烈日炎炎的下午，找到了在镇政府食堂里等着打开水的我和妹妹。父亲平日里原本就很宠爱我们、从不摆长辈的架子，这时更是心血来潮、突然想到要捉弄我一下，于是装作一脸沉闷忧虑的表情，迎着我紧张询问的目光，假装叹口气说“没考上。好可惜呀，就差那么几分”。我的眼泪马上来了，捂着脸就往外奔，不知有何颜面再面对那么多爱护善待我的人。当过兵的父亲自然身手矫捷，一把截住了我，乐呵呵地说：“考上了！骗你的，小笨蛋。我女儿怎么会考不上呢？！”我破涕为笑，父亲也笑着刮我的鼻子说：“你的自尊心也太强了点儿，以后可不敢在重要的问题上随便跟你开玩笑了。”他说到做到，我也逐渐减少了一些由于不自信而产生的强烈自尊心。我依然敏感，却不再那么爱掉眼泪了、坚强了许多。1989年，当我高考失利，被调配到一个较难学习的专业，在大学入学全班28人当中高考成绩排名倒数第七时，我不服输的劲头又上来了。我想这劲头应该是遗传自父亲，也是我早年几次转学经历所造就的习惯。虽然大一下学期不得不因为切除肿瘤手术而耽误了一些课程，我最终还是取得了全班正数第七的成绩，还因为各科成绩均衡、综合评分第一拿到了奖学金。大二以后，我就开始跃居我们系的年级第一，并保持着“奖学金专业户”的名号。事实上，论用功程度，我比不上好些同学，却贵在认真、学习方法得当，更有一股子要替自己和父母亲争气的劲儿——父亲在我手术期间特地请假一周跨省前来照顾我生日歌简谱，虽然由于女生宿舍进出不便、他没能照顾到我多少，但他的话语一直鼓励着我。他说：“高考没发挥好不是什么大问题，‘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今后路还长着呢，遇到的挫折会更多，要用实力说话，不要小看了自己的潜力。”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也潜移默化地用当年父母亲养育我们的方法养育着我的孩子们，呵护、宽容、民主、尊重孩子们的意愿、不给压力，跟孩子们做朋友，比起她们的学习成绩，我更在意她们的身心健康和快乐成长，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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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家庭生活之外的父亲了解得不多，但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行事准则一直影响着我。父亲对于工作向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部队的二十年中，父亲的工作态度和业务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单从他入伍不久就提了干、又先后被送去学习进修，就可以看出他的聪敏好学和不怕吃苦的精神。他常教育我们要经受得起锻炼，说“我们当兵那会儿野外拉练，半夜里紧急集合，睡得正香的时候就得一股脑爬起来，穿衣、打包一气呵成，背着沉重的背包、扛着枪，马不停蹄地在几乎没过膝盖的雪地里走上几十公里的山路，那才叫磨砺意志呢！”转业回到地方离开熟悉和喜爱的业务后的父亲明显是有些失落的，但他很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积极参与地方工作，虚心学习从前知之甚少的农业知识和基层工作内容，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屡创佳绩、口碑甚好。可是他一直很谦虚，从不骄傲自大，不仅自己更加虚心谨慎，也时常教导我们要戒骄戒躁。我们小时候就十分崇拜父亲，将他视为楷模，觉得这世上似乎没有什么是他办不到的事情，因为他有着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不说他在单位里如何如何，就好比那次父亲帮助李进三伯伯一起逮狐狸的故事——那个年代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说法，而我们所学的课本中，狐狸向来是狡猾害人的坏蛋，所以在部队家属院，夜里下山来偷鸡的狐狸更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早醒来，听说父亲和李伯伯巧妙地逮住了那只狡猾的家伙，不知有多佩服他们俩为民除害的英雄行径！可父亲只淡淡地说了句：“起这么早干什么？周末，接着睡会儿吧。”因为在他看来，这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的琐事一桩了，哪个当兵的没这两下子身手呢？！他被我们孩子气的崇拜弄得有些哭笑不得。所以我们也只能偶尔从旁人对父亲的称赞中得知他的优秀。前些日，一位后来调往留任空40师的李志成叔叔，通过老战友简友生叔叔和袁誉福伯伯联系上了我们，激动地写道：“我是湖南人，68年3月份入伍，当时分配到37师浪头基地修理厂军械组。那时，我与你爸‘一对红’、‘一帮一’，你爸是修理厂的‘标兵’，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的进步与你爸是分不开的！他对我的教育、帮助、关心，至今还铭记在心，我从内心上感谢他。与你爸分别近半个世纪了，这一切的一切，仍历历在目……”我一面读着李叔叔热情洋溢的留言，一面为这份同甘共苦的战友情怀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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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人处世上，父亲既“一腔热忱” ，又“一身正气”，他的平易近人和乐于助人是出了名的。在部队时我们家里经常请客，不是江西老乡，就是父亲手下的兵叔叔们。其实父亲那时也不过三十多岁，但在“新兵蛋子”们眼里他就是有经验的师傅和成熟稳重有阅历的前辈了，所以他经常关心那些尚未成家和刚刚应征入伍远离家乡的小兵们。每到节假日，尤其春节，我们家里就熙熙攘攘地挤满了进进出出的兵叔叔们，父亲会帮着母亲一起弄些好吃的菜肴，或是亲自擀皮包饺子招待客人，大家一起合作，屋内一片笑语喧哗、充满了浓浓的节味儿。提到小兵，父亲常说：“这些孩子也不容易，我们当年不就这样过来的吗？就得老兵带新兵，在工作和生活中多帮助他们，让他们尽早习惯部队生活、熟悉业务。”记得有一位非常爱笑的张小广叔叔，也不知他真名就叫做张小广、还是因为他来自广东，比我们也只大了8、9岁的样子，父亲很是照顾他这样的新兵，也时常喊他来家里吃饭。这样的新兵叔叔很多，比如那位写信鼓励弟弟妹妹们好好学习的湖北小张叔叔，还有在阿胃滩我印象模糊的小赵叔叔。所谓“投桃报李”，这些叔叔跟我家关系都甚好，也时不时在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比如同样爱笑的修理厂文书宋巨银叔叔，记得是山东人吧，我出猩红热斑疹那天，就是小宋叔叔趁去乌鲁木齐出差时，替远在呼图壁进修的父亲特地上学校看望我及时发现的；再比如来自湖南邵阳的丁家泉叔叔，我对小丁叔叔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学时，有一天跟妹妹放学回家，突然发现家里多了一条小黑狗狗。原来是有那爱抽烟的当地哈萨克牧民遇到丁叔叔，想要用刚出生的狗娃娃跟他换些旧报纸去卷烟，丁叔叔笑呵呵地说：“反正旧报纸大家看过也就扔了，不如送给他让他们也有机会学习一下中央精神。”同时他想到我和妹妹肯定会喜欢这么可爱的小家伙的，就悄悄地从我家院子的大铁门缝里塞了进来——确实，那是在小狗黄黄之前，我们养的第一只小狗，开心得不行，只可惜没过多久小黑子就被别人讨走了，让我们牵挂惦记了好一阵子。还有一年发生了以位于乌市西侧的妖魔山为震中的小型地震，我们家外围露天院子的砖墙倒塌了一部分，就是大家一起帮忙，很快重新砌起来的。他们不是受过父亲关照的新兵、同事，就是关系很铁的朋友、老乡，大家主动请求帮忙，干劲十足，可见父亲的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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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要好的江西老乡叔叔就更多了。来自同一座县城的王根水叔叔和熊新龙叔叔自然不在话下，回到地方上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和来往，依然亲近得似一家人。我们这些老乡的孩子从小就一起长大的，我因为在女孩子里面年纪最大，被尊称为“大姐”，回想起来，颇有些江湖大姐大的荣耀与自豪。男孩子那边，要属比我们晚几年随军来的沈金龙居长，他后来与我小学和初中都同学过，还因为沈怀水叔叔与我父亲同一年转业，我们一起在返回故乡之前去了趟心仪已久的首都北京。后来的修理厂厂长衷小黑叔叔也是我们家的文通手写板常客，但我们一直以为他姓“钟”，不过因为他古铜色的皮肤被国人称之为“黝黑”，我们这帮孩子从来都是没大没小地唤他做“小黑叔叔”，哪里管它是“钟”还是“衷”呢？但衷叔叔一点儿不以为意，待我们这些小孩子根本没脾气，他那时又超爱笑，牙齿就更显白了，他的笑容很能感染人。因为他的生日就在大年初一，所以我们家过春节请老乡一起过年包饺子时，总少不了他爽朗的笑声。我家隔壁还总是迎来送往地住着随军来的老乡家庭，时间最长关系最熟的是来自江西南丰的陈金发叔叔一家，陈叔叔和黄阿姨开朗幽默，老乡聚会时就看他俩夫唱妇随地“耍宝”逗人乐了。他们家儿子军军比我小了7、8岁吧，长得非常可爱，刚来时才两岁多点儿，成天追在我和妹妹身后奶声奶气地喊着“大姐、二姐”，我们也喜欢领着这个漂亮的小家伙出门玩，去山坡草地上奔跑采花逮蚂蚱。陈振生叔叔一家也住过，还记得他在饭桌上讲述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在云南一些见闻的情形。还有结婚不久的艾志勇叔叔和阿姨，两位居然都是文艺青年，我当年发现他们家有不少好看的书刊杂志后，就经常找借口去串门。记得从他们家借过小说《呼啸山庄》和《十月》《当代》那样的杂志，虽然那时年纪小还基本读不懂，甚至在读《呼啸》时被女主角凯瑟琳的鬼魂给吓到不敢继续读下去，但不能不说它们是我开始热爱文学作品的起源之一。我们那时还经常跑去我家后面一排的老乡刘凤林叔叔家玩耍。刘叔叔的脾气好得不得了，在他们家聚会基本就是他做“后勤部长”了，忙前忙后的；他们家有个女儿，小妹妹也总是盼着有人带她玩；吴阿姨是幼儿园老师，人长得漂亮，待小孩子也颇有耐心，她喜欢唱歌，我最早听过的两盘磁带——王洁实谢莉斯最经典的校园歌曲合集、还有包括《乡恋》《绣荷包》和电影《第二次握手》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在内的李谷一专辑——就是吴阿姨看我们喜欢借给我们的。这些百听不厌的经典歌曲和部队电影院大喇叭里播放的时下流行电影歌曲，是我的音乐启蒙，让我从此爱上了美妙的音乐与歌唱。住在后面这排那端的也是我们老乡——陈飞腾叔叔一家，还记得同样是老师的黄莉芳阿姨曾经借给我《陈琳英语》第一册、激发了我开始自学英语的热忱。


曾经相处融洽的两家人摄于1985年
（袁誉福提供）
父亲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战友之情，他常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能够相识并成为战友，一起训练、奋斗、成长，要多有缘分，有多不容易！”来自湖北荆州的袁誉福伯伯，是父亲最要好的同事、战友之一。他们在丹东当兵时便非常投缘，后来转往新疆，依然友情深厚。袁伯伯的夫人陈阳阿姨是一名医生，由于组织需要，当袁伯伯被调往南山机场工作时，陈阿姨却留在了昌吉的一所医院，那些年夫妇俩不得不趁着难得的周末和假期两头跑。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跟随父亲去到昌吉袁伯伯陈阿姨家的事情。那是1985年的“十一”，我在乌鲁木齐市八一中学上初三，与很多其它学校的学生一样。我们年级的一些学生被挑选上，于国庆节那天参加新疆成立30周年的庆祝活动，负责“举花”，就是学生方队，举起不同颜色的花牌组成诸如“热烈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和“1955-1985”等从高处看或航拍才能读出的标语。我们的表演结束后，还来不及多看几个后面的节目，父亲就带着妹妹找到我，说是去昌吉袁伯伯家做客，袁伯伯都邀请好几次了。我于是向老师请了假，匆忙回学校收拾了一下，就稀里糊涂地跟着父亲去了昌吉。虽然我们曾经在阿胃滩生活过一年，却从未去过昌吉，这是我们头一回出远门，也是除了去乌市上学和离开新疆前去天山天池观光以外的唯一一次外出游玩。我们在昌吉受到了袁伯伯和陈阿姨的热情欢迎，还见到了“久闻大名”的袁春袁夏双胞胎姐妹。记忆深刻的：一是阿姨做的拔丝土豆很是惊艳到了我和妹妹（我们还是第一次知道土豆还有这种吃法）；二是春夏两位妹妹一个温婉一个活泼，让我们知道双胞胎竟然可以性格截然不同；还有去公园玩时父亲和袁伯伯两人分别穿军装和西装拍照、风格迥异却又都帅到不行；再有就是那时的我迷恋上了武侠小说，居然趁着国庆三天做客期间还见缝插针，一口气读完偷偷从同桌那儿借来的《射雕英雄传》（父亲主张学习要松弛有度，因此并未批评我趁假期看与功课毫无关联的小说，说到底，还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孩子）——总之那真是一次十分愉快的做客经历。由于为人真诚热情，父亲的朋友也不限于自己的老乡或工作单位的同事，我印象较深的还有就职于军需股的孙元康叔叔。孙叔叔是71年的兵，比我父亲小好几岁，其夫人徐阿姨是上海人，没有随军，只带儿子去部队短暂探过亲，因此已经在乌市读书的我并未见过阿姨和弟弟。但乐观开朗的孙叔叔是我家的常客，每次见孙叔叔，他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而且每次回上海探亲都会给我们家人带些好东西来，记得有衣服大丫鬟演员表，还有点心——大上海的糕点自是有名，服装的时尚款式也流行得早。受父亲艰苦朴素军人作风的影响，我从小就着装简单，但有一条父亲托孙叔叔从上海买来的清浅绿白色的直筒裤，我当时喜欢得不得了。父亲的平易近人和有情有义在他转业后20年间的地方工作中一直延续，我偶尔在暑期跟随他下乡，就会遇到热情的村民对我说：“你爸爸好福气啊！”当时还听不大懂家乡话，以为他们是羡慕父亲都有我这样大，已经上高中的孩子了，就会笑着反问：“什么福气？”后来才明白人家是在夸父亲“好和气”，没有“官架子”！父亲乐于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还发扬到了国外，他来加拿大与我们同住后，不时就会有邻居请他帮忙：今天给拿不动大扳手的周姐家修水管，明天帮年迈的Amando家拆器械西安的二本大学，后天又给孟阿姨家的菜地建铁丝围栏——不多久，我们这条街上的人家都知道他。尽管跟本地人语言不通只能通过手势和笑容交流，但在我们这个小区里，他认识的人比我们多多了。


2016年夏休伦湖边曹桂金夫妇与女儿曹芳全家
（曹芳提供）
可是倘若一向活泼伶俐的妹妹没有离开我们的话，我的父母亲是决计不会想到要出国定居的。事实上，在我和我先生结束了先后留学日本和加拿大的那种四处漂泊随时搬家的生活，终于找到工作基本安定下来后，就想过要把父母双亲接出来、让他们隔段时间就分别跟我和妹妹两家人住上一阵子。但是倔强的父亲并不想那么麻烦，他说你们常回家看看就好，我们在老家亲戚朋友多，习惯了。彼时我妹夫下岗后在本地找不到工作，就去了广东，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一份于他而言收入还算不差也挺适合他的工作；妹妹也下岗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他俩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带着女儿跟我父母同住，祖孙三代其乐融融。05年我先生的工作稳定下来，次年我们就回国打算接父母来加拿大游玩，无奈父亲尚未退休，所以只有母亲一人过来了。说是旅游，其实也是帮我看孩子们，好将我“解放”出去工作——中国的老人都这样，玖竜养育大了儿女辈，又要开始忙碌孙辈的事情；父亲当初进城买商品房，选址就在闹区近旁，又何尝不是为我妹妹的女儿能上所好学校而考虑的？！06年底，母亲来加拿大探亲约四个月的时候，父亲光荣退休了。按他的想法，干了一辈子的革命工作，终于可以好好歇歇、做点儿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然而不久后07年元月底的一天，我照例打电话回家问候时，父亲突然问母亲：“你也去了近半年了，差不多该回来了吧？”母亲天真地回答说：“我在这儿挺好的，芳芳刚给我申请再续半年的签证，好不容易来一趟，她这边也需要人帮忙，不急着回去。”父亲听言，沉默了一下，说那就下次再聊吧。结果三月中旬，父亲在电话里说他要外出一周左右，是单位组织老干部旅游，他没有手机，恐怕接不到我的电话，让我们别担心。我们那时刚刚有了支付首付的能力，买了栋独立的二手房，正欢天喜地地忙着搬离破旧的公寓丁明亮，前往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也就没多想，还祝父亲旅途愉快。可是后来家里的电话一直没人接听，算算时日出去游玩也早该回来了，于是有些担心起来，妹妹妹夫的电话也打不通，只好拨打关系要好的对门邻居家电话。对方先是说父亲还没回来，然后又吞吞吐吐地欲言又止，令人生疑。果然，在我的不断追问下，她叹了口气，道出了实情。原来，父亲才退休一个月，就发现妹妹有些不对头，变化明显：从前爱说爱笑，如今总是闷闷的不大说话；先前脑子转得快、做事麻利，现在居然反应迟钝，经常性的丢三落四，就连偶尔闲暇时跟朋友搓盘麻将都算不清简单的输赢。心细的父亲以为是什么原因（比如由于妹夫工作的原因、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等）令她情绪低落，就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虽然做了心理疏导，开了药，还是不见效。妹妹自己也总开玩笑似的宽慰我们说自己只是情绪不高，并没有抑郁，父亲才不那么担心，却叮嘱她一定要自我调节，凡事想开些。直到一向身体棒棒的妹妹突然之间就行动迟缓、并且小便失禁了，父亲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即刻带她去人民医院做全身检查。结果刚做了CT，就发现她脑部的肿瘤已经有鸡蛋那么大了，压迫住了脑部神经，脑垂体后叶也发生了病变。又到上海去检查，同样的结果，两地的医生都断定是脑瘤，而且已经大到不好处理，引发别的脑部器官异变了。父亲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可他不敢告诉我们，尤其害怕母亲接受不了这样的坏消息，就索性向我们隐瞒了妹妹罹患脑瘤的事实，只召回了远在广东的我妹夫，两人一同带着妹妹去上海做了手术；还因为担心我们找他不着而焦虑害怕，编出了单位组织出游的善意谎言。我无法想象那些天父亲是怎样夜不成寐地独自痛苦煎熬的，但对门的好心邻居曾告诉过我，父亲简直是一夜之间就白了头，后来才慢慢又长黑了回去。多年后，当父亲终于能够跟我谈起妹妹当时的病情时，心情沉重地说：“我那时都流不出眼泪来，因为我的心里在流血。”
1998年出国前全家合影（曹芳提供）
手术是2007年3月27日在上海华山医院进行的。主治医生事前就告诉过家人手术的风险和昂贵的费用，父亲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即表示哪怕倾家荡产、砸锅卖铁也要救女儿。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妹妹的脑瘤尺寸增长迅速，不手术肯定病情恶化会更快，手术的话还是有希望延续生命的，虽然也有人劝他没必要在没有把握治好的情况下冒险浪费毕生的那点儿积蓄，但向来视家人如生命的父亲别无选择！哪怕仅有一丝的希望，他也一定是勇往直前，绝不放弃的。手术长达11个小时，由于脑瘤发生的部位很棘手，包裹住了不少细小的脑部神经，饶是知名的专家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小心翼翼地主刀，也仅仅切除了肿瘤的80%左右，还有20%的残留不敢触碰。术后，妹妹在重症监护室待了整整21天才基本脱离危险，而且由于手术中出现呼吸困难，不得不切开喉管外接呼吸机帮助呼吸。这三周的时间内，妹妹一直发烧，像个植物人似的毫无意识，管子插遍了全身，父亲和我妹夫只允许穿着无菌服，轮流隔天进去探视她十分钟。当时为了省出钱来给妹妹治病，他们就挤在一位朋友在上海的亲戚临时帮忙找到的破旧小出租房里，吃住交通都颇为不便。更焦心的是每两天才能轮到自己进去看望失去知觉的妹妹，每次只有短短的十分钟，而其它的47个小时零50分钟里，就一直是在心情起起落落完全不知她哪天才能醒过来的极度焦虑中度过，这对于急性子的父亲而言是一种怎样的折磨呀！还有每天三四千块钱的住院费，仿佛就是个无底洞，让人的心跌入无尽的深渊。总算三周的时间过去，虽然妹妹依然发着低烧、没有完全苏醒，但已有些动静，生命体征算是正常了，医生也终于宣布脱离危险期。这期间，我和母亲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震惊不已，母亲已经吃不下饭了，我自己请假在家，除了明知毫无帮助却还得不断地安慰她，更多的是流着泪给在上海的父亲和妹夫打电话。妹妹脱离生命危险后，考虑到后续治疗的长期性和巨额性，我们商量租用医院的救护车，将妹妹护送转院到了家乡的县城人民医院，由我妹夫和医疗人员一路看护陪同；父亲由于有尿频的毛病，不敢冒险跟随几乎马不停蹄的救护车，改乘火车赶回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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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乡的县级市人民医院，条件自然是无法与上海相比，但父亲还是提前预订了一个带有空调的单人间，他要给妹妹最好的康复条件。可小地方医院，很多时候都是忙忙乱乱的，护士根本照顾不来那么多的住院病人；我妹夫没有多少假期，由于治病非常需要钱，他不敢冒着失业的风险在妹妹身边长期陪伴，不得不忧心忡忡地回广东上班了亚坦尼斯。于是，在县医院的那四个月时间里，是我那已经60出头、原本期待着一退休就颐养天年的父亲日以继夜、事无巨细地照顾着我病重的妹妹的；他几乎是24小时一步也不敢离开、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妹妹的病情、打理她的一切。除了需要护士来打针换药，父亲承担了所有其它的脏活、累活，他申请了一张小而简易的行军床，日夜陪伴在妹妹的身边，饶是如此，他却一天也没在那张小床上躺过，只是把椅子搬到妹妹的病床前，累了就趴着打个盹，惟恐妹妹有什么动静需要他帮忙。手术切开喉管的后遗症，就是浓痰不断，一个不小心，就会堵住喉咙，造成呼吸上的不畅通，是父亲不嫌恶心时不时用医院的吸管帮助妹妹吸浓痰、倒痰盂。很长一段时间，妹妹不仅低烧不断没有苏醒，而且大小便失禁，即便是用着从瑞典进口的昂贵药物，也难以立竿见影控制得住，是父亲不嫌会脏了手，亲自帮她处理污物，清洗干净。他一丝不苟地做着这些，从不言累，只是为女儿要遭受如此多的痛苦而难过，在电话里心疼地跟我说：“我很担心会尿崩，那就会严重脱水，无法控制了。”父亲还经常帮助妹妹擦洗、翻身，家乡的夏季湿热难耐，可是妹妹虽然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有半年之久，却不曾生过一个褥疮，这完全是父亲无微不至精心照料的结果。虽然是小地方，由于是重症病人，起初单就治疗、药物、护理几方面，加起来一天也得千元左右；后来病症有所减缓，才减半降到了四五百元一天。等到那年八月份，父亲不仅用完了多年来所有的积蓄，他和我妹夫连亲戚朋友那里也几乎都借了个遍，欠了一身的债；我那时才买房不久，一时又卖不掉，只有在第一时间就将原本计划用来添置家具的那份子倾其所有全部寄往国内，虽然彼时加元兑人民币的汇率还算不错有所欣慰，但仍是远远不够。所幸八月份时，妹妹恢复得颇有起色，我们就跟医生商量好，让她回到家中继续治疗康复，医院则每天派一个护士上门注射，这样不占用医院紧张的床位，也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支出。然而如此一来，父亲的任务就更重了，现在虽然不用再吸痰，大小便也在继续服用的药物治疗下大多能控制些了，但妹妹的右半身没有知觉，几乎是快要肌肉萎缩、半边瘫痪了。而且由于长期的服用激素，从前那么苗条热爱舞蹈的妹妹已经臃肿不堪，虽然在她醒过来后，母亲也于六月中旬回了国，但她如何弄得动体重不断增加的妹妹？回家后，母亲每日洗衣做饭，在全家人的饮食和清洁方面忙碌着，妹妹的康复运动都得靠父亲的悉心帮助：他每天要帮妹妹按摩右手右脚多次，然后搀着她坐起来，后来可以扶她慢慢下床了；等到十一月，妹妹逐渐可以在父亲的搀扶下拖着不听使唤的右腿在客厅里缓缓地移动了刘从丹。在父亲的不懈努力下，及至07年底08年初，妹妹的右半边知觉已恢复了大半，右手指可以活动，右臂也逐渐能举到水平位置了。那段时间，时不时能从电话里听到父亲传来的好消息，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了。到了08年的二月，经过父亲的精心照顾，妹妹已经能在父亲的搀扶下逐渐上下楼，去到楼顶平台上或者楼下缓慢散步了。元宵过后，父亲带妹妹去南昌做核磁共振的结果出来了，我们商量着是不是带她去神经外科有名的北京天坛医院检查，倘若可能，还是希望能安排一个将来取出剩余20%脑瘤的手术，让她彻底远离肿瘤，完全康复。我甚至拜托在北京工作的小师兄、非常难得地帮我们联系上了天坛医院的一位神外专家负责妹妹的复诊事宜，父亲也买好了去往北京的火车票、打包好行装。可命运再一次降灾于我们，就在临行前的几天，妹妹突然又变得木讷，无动于衷邱彦翔，而且又开始小便失禁了；刚刚恢复了一些的语言能力也骤然下降，前一天我在电话里嘱咐她别害怕、要听爸妈的话、配合医生的治疗，她还能乖乖地答应说好，第二天就讲不出话来了，急得我这边直掉眼泪。病情的恶化只是一夜间的事，送到人民医院一检查，说是发现脑积水，必须引导排除，否则脑部器官浸泡在脑积水中，后果严重。当时的情况，先前所有为康复所做的努力完全成了无用功，人一下子瘫软下来，根本无法送北京或上海，只能立即入院手术，排出脑积水。大夫算是当地这方面最好的医生了，也认为排除脑积水是个小手术，应该问题不大。可是这个小小的手术虽然排水成功，终究是没能挽救我妹妹年轻的生命，如果说她挺过了上一次的大手术是因为她身体底子好，那么在经历过那么巨大的折磨后，她的身体已经脆弱得再也经受不住第二次哪怕小小的一个创伤了。她是在2008年的3月28日凌晨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个曾经给了她幸福和痛苦的世界的，距离第一次手术整整一年零一天，她曾经那样鲜活可爱、给我们带来无数欢乐的生命，也因此定格在了34岁零1个月的日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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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给我们全家人的打击是无以复加的。妹妹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但留在我们心里的痛却一些也没减少，我们只是约好了一起朝前看，尽量不提到以往的不幸，即使不得不提到，也不要过于伤悲。妹妹走后，父亲终于松口，同意我准备材料，为他和母亲申请家庭团聚式移民。他不是害怕留在家乡睹物思人，而是着实替我考虑——事实上，他从来就是为我们考虑得太多。我们出国后，他虽然从不在信里诉说他和母亲是如何想念在异乡辛苦打拼的我们，但每每都千叮咛万嘱咐，惟恐我们生病、累着了。等我在加拿大有了小女儿，想回国又担心存在二胎回国后上户口和交昂贵赞助费等问题时，父亲就说：“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你们已经习惯了那边单纯的生活，回国有太多的顾虑和阻力，那就留在那边吧，不必顾念我和你妈，你妹妹他们还在这里呢。”后来妹妹生病期间，我和先生努力联系国内的大学，做好了回不了北京就去南昌大学等地方高校的准备，可惜海归议程还在沟通中妹妹就等不及离开了，那时我就更迫切地想着要回国了，因为如今我的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了，我无论如何也要陪在他们的身边。然而那时我先生年纪还轻资历还不够，尚未评上终身教授，虽然我们要求不高，但当时国内几所普通大学的条件也不能匹配合适的位置与实验室，对于我们学工程搞科研的人来说，没有实验条件又怎么能在大学里呆得下去？妹妹都走了有半年的时间了，回国的事情仍然进展缓慢，我们的心情十分焦灼。然后有一天，父亲在电话那头说: “我和你妈商量过了，你们回国不容易，还是我们过去吧。我还记得当年转业回来你和你妹有多不习惯，现在不能重蹈覆辙，让你的孩子再受那个苦，重新适应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环境。这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文化之间的转换，比你们那时从新疆回老家还要困难得多得多！” ——父亲就是这样，凡事总是替我们着想。当初他刚退休时，发现妹妹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对劲，其实是很希望远在加拿大的母亲能够回去的，因为觉得毕竟有些事情母女之间更好交心些。但他没告诉我们他的担心，听说我那时又是上班又是买房准备搬家、忙成一团正十分需要母亲时，他决定先自己观察处理。等妹妹不幸被诊断出脑瘤时，他就更不敢让我们知道了白川由，他清楚母亲当年因为生下妹妹遭了奶奶多少白眼和责骂，他更担心我母亲经受不住这样的坏消息。虽然后来我们从邻居那里了解到了实情，他也总是在电话里安慰我们，要我照顾好母亲、多劝慰她；他对我说: “你妈身体不好，又胆小怕事，现在回来只怕不仅帮不上忙，还会令我分心，还是暂时呆在你那里吧。我会随时跟你们联系沟通的。”直到妹妹终于苏醒过来，从一开始根本连父亲都认不出来到渐渐记得自己的名字，每天都有点滴的进步，父亲才提到让母亲回国，说“医院里的饭菜我实在咽不下去了，家里的衣服也堆了很多来不及洗，我也的确是累了。”我坚持要陪母亲一起回国，却没能犟过父亲，他说: “我知道你跟你妹感情好，但现在最需要钱来给她治病，你省下的机票钱可以给她多买些进口药。再说你还有自己的小家庭要照顾，点点添添还那么小，离不开你。”遭遇家庭巨变的那年，我妹妹的女儿才11岁，正处于小学升初中的关键时期，她爷爷不巧也患癌需要全家人的照料，父亲实在无法顾及到她，只好花钱将她暂时寄养在班主任老师家，直到我母亲回国。但那段时间，父亲总会趁回家取衣服物品时拐到小学一下，买些她爱吃的食物带给她，鼓励她一定要坚强、要好好学习。06年11月，我奶奶81周岁，因意外摔跤导致骨折，可父亲在照顾妹妹帮助她尽快康复的同时，一刻也不敢忘记自己的老母亲，除了经常性打电话给叔叔询问老人家的情况，只要有机会他就会跑去看望她。至于照顾我妹妹的情形，母亲后来告诉我，妹妹刚开始练习坐起来时，由于疼痛，总会忍不住哭，是父亲耐心而坚定的鼓励，让她一遍遍地练习成功的。母亲对我说: “每天你妹把左胳膊搭在你爸肩上，你爸左手握着她的左手，右手搂着她的腰；她浑身没力气，差不多整个人都全靠在你爸身上，就这么一圈一圈慢慢地转、练习脚劲。看着你爸那么有劲的人都累得浑身衣服透湿，真让人心疼。”而我那可爱的妹妹，虽然那段时间里智力严重下降到只有五六岁幼儿园孩童的智力水平，也是能深切地体会到父母家人对自己的大爱的，她那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口齿不清地反复唱着两首儿歌《我有一个好爸爸》和《世上只有妈妈好》；我生日那天，她从母亲那里听说，高兴地在电话那头反复祝我生日快乐，接下来的整整一周都还在兴奋地念叨:“今天是姐姐的生日……”

2011年8月6日布鲁斯半岛（曹芳提供）
事实上，父亲虽然嘴上不爱表达，但他在内心里一直心疼关爱我们，并用切实的行动呵护家人。我那年由于体质差又太过劳累不幸小产，失去了一个我婆婆梦寐以求的男婴；当时我先生正在美国开会，一回来就将我送进了急诊，饶是如此，还是引发了一些并发症，在床上病怏怏地躺了两个月之久。父亲听到我在电话那头的哭声，心都碎了，着急得不行，他知道我有多喜欢孩子，也明白我一直承受着来自婆家想要孙子的压力，十分懊悔自己关心照顾不到我。可他又不敢走，所谓“父母在，不远游”，奶奶摔跤后虽然并无大碍，但那几年行动已经不便，我可以想像他当时的心里有多矛盾。2011年，在我奶奶85岁高龄寿终正寝后不久，父亲就主动提出要来加拿大，开玩笑说：“你妈都或长或短去过两次了，我可不能输给她，也得去看看。”真实的情况是，他觉得我自打初中开始就常年住校，上大学后更是一直在外奔波、两个孩子也都是我自己一手带大而他在我们拼搏奋斗的这些年里从没帮过我什么(父亲所不知道的是，他其实就是我的支柱和主心骨，是他积极向上的精神一直在激励我努力前行)，所以奶奶走后他就没有什么更大的牵挂、应该过来助我一臂之力了。不过由于父亲习惯了为人低调，不大会将自己的想法跟别人讲，更多的是自己默默承受，故而也有被人误解的时候。比如他在我奶奶离开后不久来加拿大的这个决定，就给我外甥女造成一种不好的感觉：我妹妹的女儿从小就在我父母家长大，跟外公外婆感情很深，特别是刚满12岁时她母亲不幸离世之后，各方面都更加依赖外公；她不知道我当初失去小孩和生病的事情，也不懂外公为什么要去加拿大，尤其是当我父母的移民申请终于批下来、我母亲也不得不在截止日期之前来加拿大登陆时，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她听信了旁人的闲言碎语，感觉自己没有了母亲，现在又要被外公外婆放弃了。我是后来才从别人那里知道了她的这种抵触情绪的，于是决定将事情真相和父亲的真实想法告诉她，让她自己一条条分析，仔细想想我的话是否在理：第一，你自打出生后就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两位老人可曾有一丝一毫亏待过你？难道不是一直抱在怀里、捧在手上、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你的吗？他们怎么可能放弃你？！第二，外公来加拿大的那一年半时间里，还有外婆照顾你的日常饮食、洗衣做饭，只为你能吃好休息好、直到你考上大学；外公也从来没有忘记关心你，经常打电话嘘寒问暖，不是么？就算外婆必须来加拿大登陆，已经登陆过的外公也立即回国换了外婆过来，所以你身边一天不缺地一直有他们的陪伴和鼓励，没有人不管你。第三，外公是个做事公平的人，一直觉得亏欠了我、觉得你两个妹妹从出生到长这么大他还没帮上什么忙，那么就算是为了让他老人家能够心安，也应该尊重他的想法让他完成他的心愿，不是么？第四，你已经在外地上大学了，算岁数已成年，应该能够也必须学会照顾自己了。即使寒暑假回到家乡，外公外婆的房子一直给你住着，逢年过节也还有别的去处，因为你奶奶和叔叔伯伯婶婶们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你爸爸也一直关心着你，正是因为外公外婆都考虑到了这些，才会放心放手让你开始独立生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外公外婆年事已高，生活在我的身边由我来照顾他们的晚年生活是最合适也最合理的，难不成要由你这个还在上学尚未进入社会工作的孙辈来做这些事么？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最终，在我的耐心分析说服下，我外甥女总算明白了这些年外公的良苦用心和诸多不易。她对我说：“你是对的，外公外婆是得由你们照顾，加拿大的医疗条件也比咱们这小地方强多了。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能理解，也能照顾自己了。你们就放心吧。”我非常欣喜于她终于远离了青春叛逆期并逐渐开始懂事；随着细水长流般的交流沟通，如今我和我外甥女的关系到了历史最好阶段。她现在已经22周岁，有着一份小小的工作和一个经营多年的同学朋友圈；和其他这个年龄的年轻人一样，她也在找寻自己的生活目标，并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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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我父母来我身边的决定最正确不过。母亲来的第二年，就不幸被诊断出罹患乳腺癌，已经到了中期。其实第一次检查后不久，秘书打来电话要求复查就令我十分不安；在经过三次检查后最终活检确定是癌症时，我忍不住哭了——我原以为我的眼泪都在妹妹出事的那两年里流干了，现在我不知道该如何跟母亲讲。因为她不懂英语，起初每次检查我都说的是善意的谎言糊弄过去，可毕竟手术还是要做的，她有权利知道在发生什么，也必须签字决定手术要怎么做。
不出所料，虽然我尽量轻描淡写，一向胆小怕事的母亲还是伤心欲绝地不断掉泪，哀叹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好不容易刚从失去女儿的巨痛中缓过来一些，自己又得了不治之症。我和父亲不停地宽慰劝导她。我说：能够发现病症应该说是幸运的，因为不痛不痒的，母亲自己都没有发觉那个肿块的存在，她就根本不会想到去检查；而在我们家乡那样的县城医院，常规的体检不过是简单的量量身高体重、测测血压什么的，人们所关心的也不过就是常听说的“三高”而已，若无特别感觉，谁会想到花钱去做X光或B超呀？所以我带她无意中的一项检查查出了这个病，可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其次，就算母亲警觉，但如果没有移民来到我的身旁，而是在家乡的医院被查出，那又将陷我于两难之境 —— 我是扔下丈夫孩子在这边专程回国照顾母亲，还是天马行空地不断两头飞？任何一种选择都是极其艰难的。第三，加拿大对乳腺癌的治疗不仅重视，而且医疗条件较好、水平挺高，虽然我们对癌症知之甚少、容易“谈癌色变”，但这种癌症的治愈率还是比较高的。母亲听了我们的分析和好言相劝，总算接受了现实，虽然还是担心害怕，却不再动辄抹眼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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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之前，父亲就坚决谢绝了我的提议，他说我们白天都要上班，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晚上说什么也不能再辛苦劳累了，母亲夜间的一切就由他来照看。果然，因为考虑到手术后母亲将无力爬楼，父亲就早早将几个床垫堆摆在一楼的餐厅，铺成两张床的样子，移开餐桌后那里空间足够大，离厨房和卫生间尤其方便。于是，那段时间我们有些“不分黑白”地糊涂度日，父亲睡觉虽然鼾声挺响，但其实很警醒，母亲夜间经常起夜，都是由父亲搀扶着去的。我早上赶时间上班，除了抓紧时间吃早饭外，还得给孩子们准备带到学校去的午餐便当，所以总是匆匆忙忙的，每每瞥见隔壁餐厅里折腾了一宿仍在熟睡（或许只是闭目养神）的父母亲蒋维平，就对自己在厨房里不得不乒乒乓乓地弄出些声响而有种负罪感。下班回家我就着手做晚饭，父亲已经洗好切好菜，我只需下下锅就可以了，这样节省了不少时间。手术之后不久的某一天，护士到家里来给母亲打针换纱布，我看到那曾经辛勤喂养过我的胸前，除了还在恢复中的狰狞刀疤外、空荡荡的一无所有，不禁难过得落下泪来。一旁想帮忙的父亲也悄悄转过身去用手擦了擦眼角，我几乎没见过父亲流泪的样子，因为总觉得他坚强得如一座屹立不倒的大山。母亲自是伤感，这一次却强忍着没掉眼泪，她怕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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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后两个半月，开始了痛苦的化疗，起初还不明显，但一期比一期遭罪。首先因为母亲头发掉得厉害，父亲索性自己动手给她剃了个光头，我两个女儿乍一看到外婆没有头发的模样，吓了一大跳。其实这根本不算什么，反而是由于化疗用的药物对手脚的神经会有副作用，即使化疗过程中给手脚都套了冰袋予以保护，之后还是有挺长一段时间个别手指头和脚趾感觉麻木，这令母亲担心了好久。然后就是每次化疗后身体对药物的抵触都不尽相同，反应也愈发强烈，每天都浑身无力、病恹恹地躺在沙发上，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也提不起精神，晚上又折腾人，时时起夜。有一回是便秘严重，坐在马桶上疼得直哭，除了每日必须吃的香蕉、红薯等粗纤维食品外，我专门给母亲买的用来软化大便的药物也逐渐不管用了。父亲最后只好戴上薄塑胶手套，用手指一点儿一点儿地帮她抠，才终于通了。我听母亲这样告诉我时感概万分: 试想如若不是已经迈入金婚阶段，曾经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老夫老妻，谁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后来不便秘了，改成上吐下泻，闹肚子严重，一个晚上总往卫生间跑。我听到声响，自然会起来帮忙，父亲就直接命令我接着睡，因为我们还要早起上班，而他自己则忙前忙后，不知道帮母亲处理清洗了多少秽物！总算母亲不必做那么多次的化疗，也挺过了化疗的痛苦，如今进入激素治疗阶段，需服用五年的药物，而且已经吃了三年的抗癌药了。当然这几年的服药也是问题不断，药物副作用明显，不是这里奇痒难忍，就是头晕掌握不好平衡，甚至嘴里溃疡状的湿疹严重，刷牙进食都疼痛，时时要去看医生，皮肤专科、听力专家、口腔科专家也都先后预约检查过。所幸这些琐事虽然很麻烦，但手术和化疗都经历过，这些就算是“小巫见大巫”了。重要的是，有了父亲给我们的主心骨力量，全家上下一致努力，仿佛真的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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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走后，父亲的身体差了很多。虽然他依然走路挺胸抬头、一派军人正气地迈步做事，表面上看不出他的衰老来，但他的心脏并不好，除了体检查出心律不齐等毛病，他自己也会有不舒服的时候。他的颈椎和腰椎间盘也都因为这些年的劳累和体力上的过度支出变得经常疼痛，有一回不小心受了寒，这样一个从不喊累喊痛，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居然躺在床上整整一周几乎起不了床！可见疼痛的程度。他的眼神也差了很多，左眼玻璃体已有部分脱落，因此他总抱怨会看见闪电。还有他多年的关节炎，最近更严重了，有痛风的症状。另一方面，父亲的脾气也似乎在无端地逐渐变坏。从前那么喜爱小孩的他，现在听不得婴儿的哭闹声，很容易就心烦意乱。跟我们也开始经常性发发脾气，偶尔还有暴躁的时候，发作得又急又快，连我这样了解他脾性的人都曾被他骂哭过。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忍不住想：父亲是不是在艰辛照顾几乎变成植物人妹妹的那一年中，忍受了太多太多的苦与痛，所有的耐心和热情都已经被消耗殆尽？！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一如既往地用实际行动照顾呵护着自己的家人，从方方面面为我们考虑的真情，让我们无法跟他计较，而不得不依然真切热烈，毫无保留地爱着他 ——谁让我们欠他的太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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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拿大来信
——曹芳第N次来信
空三十七师的编委们：
您们好！
前段时间不巧经历了一个手术，疏于问候了。也是由于知道要进行手术，这半年来情绪一直不高，比较纠结、闹心。所幸事情已经过去了近两个月，医生的说法是恢复得还不错，因此且不管后续治疗如何，多少放心了些。
这篇长文是我断断续续写就的。本来是与前两篇同时构思的，但一直没想好该不该写，该怎么写。养病的这些日子里也想了很多，思考的结果，还是决定一五一十地写完它、寄给您们看看。我想要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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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学的是工科，因此高中毕业后，除了发表过科技论文外，几乎没有动笔写过其它类型的东西了。写这几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想博人眼球、或赚人眼泪（谁没事儿愿意揭自己的伤疤呢？），而是想为过去的岁月做一个总结，对自己和亲人有个交代。我感恩以往，也珍惜现在，对我来说，回首往事，也是激励自己前行的一个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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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并没有用什么华丽的辞藻去渲染什么，我的行文风格一向如此，所写之事都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真情流露。文章里所提到的人和事，都是我所能记得的、要感谢的。我真诚地希望不会被误解成“喜欢炫耀”或“爱出风头”之类的：事实上，我目前过的是一种最简单平淡的生活；如若不是重新跟空37师建立了联系，我所有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恐怕都要被尘封了，更不可能会有激情去想到重新提笔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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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爸对于我投稿的事情一无所知（也不能让他知道），更从未看过我所写的一个字；否则，以他一贯低调的性格作风，一定会强烈反对的，因为他知道每个人的想法和理解都不尽相同，他会担心我听到或感受到批评的声音，他实在是对我过于保护了！但我不想有那么多的顾虑，我只想完成多年来深藏心底的一个愿望：写下我所知道的我们这代人和我们父辈之间的故事，作为向平凡却又不普通的人们与往昔坎坷岁月的致敬。
第四，由于生病，也由于工作调整引起的更忙碌，这篇文章一拖再拖，到现在才写完，其中的错别字和某些疏漏肯定在所难免，还望海涵、指正。
另外，我记得您好像说过投稿的截止日期是今年的5月1号，目前已经进入纪念册的最后编辑阶段吧？由于我手机充电困难，很多期《春的故事》都还没来得及看，也不知您在百忙之中是否还要继续这份期刊。我从未奢望过自己的文章能出现在纪念册里，不过，还是很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在期刊上发表：除了想要感谢我文中提到的每个人与每件事外，更多的，是表达我对军人的一种崇敬。我希望将这篇文章作为今年“八一建军节”的礼物（悄悄地）送给我的父亲，也献给所有像我父亲一样平凡却又不平凡的当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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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衷心地感谢组办空37师战友协会的组委会和《空37师建师50周年战友纪念册》的编委会的所有成员。感谢你们帮我爸爸找到了昔日的战友和组织，也感谢你们提供的这个平台，让大家有了热情交流和直抒胸臆的所在。
祝八一建军节快乐！期待9月份回国的相见！
曹芳
注：我7月12日开始休假一个月，期间恐怕少有网络，不方便email和微信，故紧赶慢赶写完这篇文章，提前预祝大家建军节快乐！
四、一个维族战斗机飞行员传奇（连载三十二）
【作者】约提库尔?艾力第二章 鹰击长空第二十三节 荣光与损失
我从小就会游泳，我们开始向海岸游去，我们已游去很远，因为海浪的影响看不到海滩，只好向海岸线方向游去，此时，我全身麻木已没有知觉了，只是手和脚机械的运动着，这时候我才感到要为实现第一个理想付出代价，我奋力向海滩游去，希望早一点回到海滩上来，让人们知道一下我实现了自己的童年时候树立的理想。
“大家都在这里，就没有看见你，今天下午，你上哪里去了”。我们河南入伍的大队长关秀德问我。
“我在呀。”我回答。
“下午3点开始，全大队进行了政治学习，就你不在，你是每天中午吃过饭不睡午休而到海边去散步。以前是和大家一起去，下午上班前就回来。,今天你一个人单独出去了，去什么地方了？”我们有规定：疗养期间不能一个人单独行动，我们的大队长所以这样问我。
“我是一个人去散步了。”我只好这样回答。
“不对，疗养院的工作人员看见你下海游泳啦，已经报到疗养院领导那里了。”我们大队长说。
我一看不承认错误是不行了，再说我童年的理想实现的好消息让大家也知道一下，我只好说出了下海游泳的真相。“对不起大队长，我为什么违犯疗养纪律下海游泳？把原因给你说一下。”我把为什么天气这么冷，部队再三强调不准下海游泳的情况下，我还下海游泳的来龙去脉说了一下，大队长认真听完我的讲述后，一句话没说就离开了我的房间。
我想，虽然大队长听到我童话般的故事很感动，但是，在组织纪律面前是过不去的，好戏还在后头。
第二天，大队长召集大队全体飞行员，讲了我违犯疗养纪律私自下海游泳一事。根据上级要求，要我在大队做检查，根据检查的好坏程度再定组织处理意见。经过我深刻的检查后，大家都被我童话般的故事所感动，很快被大家通过了。最后，团里决定在疗养院进行通报批评。
自我检查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全疗养院通报批评反而使我出了名，在大家心目中我成了一个英雄。
美丽的护士小姐们都认出我来，她们纷纷来看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疗养院决定要给我进行大体检，一切人都对我的下海游泳的行为非常好奇。
“民族英雄，下海游泳身体没事吧。”一个说东北口音的，身材中等的留小平头的一军人走入我的房间。
“肯定没事，看他的身体多壮实。”一个说山东口音的空军军人在他身后跟着进来说到。
我立即站起来看着比自己年龄大近十岁的空111团飞行员，他们也和我们空110团飞行员一起来疗养的，因为，二、三、四月份是新疆的南疆地区正是刮风沙的季节，很难组织飞行训练，加之最近空111团出了一起机毁人亡的一等飞行事故，所以，两个团的飞行员集中起来完成疗养任务。
经过我们大队的老飞行员介绍知道，前面进来的军官是空111团飞行大队长宋占富，跟在其身后的是空111团一个大队的副大队长翟树东。他们二人看到通报后来看一看在这个季节下海游泳的新疆人，他们对我在大海游泳行动非常好奇。我们讲了很多话，也很快熟悉起来，从此以后，我们就开始认识了。
今天，我们又在马兰机场相逢了。
“民族英雄，欢迎你到111团来。”宋占富说。
宋占富这么一说，我的同机战友们都吃了一惊。“你们认识吗？”我的战友外号叫“机枪手”的乌鲁木齐入伍的飞行员问。
“早就认识了，在青岛下寒冷的海水游泳的时候就认识他。”宋占富笑着说到。他的话引起在场的全体人员的一阵笑声。
就这样马兰机场空111团的生活开始了。我们新来的七名飞行员都分到了空111团三大队。三大队大队长汪亮是河南入伍，副大队长有两人，一个是外号叫“老山”的副大队长、胖胖的张子新是山西人，另一个是长脸小眼的白海山是河北人。教导员河南人刘祖梦。我和哈萨克族哈衣尔汗住在一个房间，我们中队长赵金祥，他和“老山”住在一起，白海山副大队长和“机枪手”住在一起，他们知道“机枪手”常偷着喝酒并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这样安排，让一个副大队长专门看着他。
到了晚上团领导来看望我们，我们把房间的纱窗关的严严实实，但是，仍然飞进了几只蚊子嗡嗡作响。马兰的蚊子真厉害，气候比昌吉阿胃滩机场的干燥，但是，蚊子特别多，营房四周也没有老百姓，也没有庄稼地，也没有水田和湿地，蚊子可能是从我们西南的大湖和旁边的沼泽地飞来的。我们的机场从空中看就像茫茫大海中一只航空母舰，在茫茫沙海中停泊着，这里的人数不比美国的一般航空母舰人数多……
团领导来了，团长，政委进到了我住的房间里。“他就是下冰冷的海水游泳的民族英雄，我给宋军长说过我们要他们。”宋占富副团长笑着给大家介绍我。又接着说到：“我今年探家回来的火车上，碰见了那年一起疗养的一位飞行员。据他说：他们的一个特意去看望过民族英雄的大队长，今年在海上训练时，在对海上目标射击课目中退出高度过低坠海身亡。这位飞行员问他是否还好？”宋占富副团长讲着停下了自己的话。
我听了以后心里非常痛苦，我清楚的记得那位牺牲的同志，他是兰空一个机场飞行团的大队长，由于长期在机场雨淋日晒脸变得黑棕色，身材中等略瘦，他却在进行海上训练中牺牲了。疗养回来的火车上圣代的做法，我们同坐一个车厢和我谈起过游泳的事。
团领导走了，大家也散了，到了就寝的时候了，我关了灯躺在床上怎么也不能入睡，翻来覆去床不停的发出吱吱的声音，有几个蚊子叫着不让人入睡，我为那个在海上训练时牺牲的飞行员感到痛心，心想：假如我不下海游泳的话这个事故还会发生吗？青岛海滨在夏天游泳是个正常的娱乐活动，但是，在三月份下海游泳确实不应该，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那位飞行员熟悉的面孔在我的脑海中总是出现。我不知不觉的进入了睡梦中，睡梦中梦见了那位飞行员好像对我说：如果你不那么勇敢，我就不会那样大胆，是我高度太低了自己退不出来了，我立即对他说：我下海游泳和你在飞机上打海上靶标是两会事，你为什么那样麻痹大意，想到海里游泳找个机会到海边游一游就行了吗？。
一阵起床号声把我从睡梦中叫醒。
马兰的清晨是美丽的，部队营房建设是非常科学的，一排排白杨树，使我们环包在绿色的世界里，早晨的空气格外清新，我们新飞行员按惯例进行队列训练。“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那些熟悉的口令在我们耳边响起。
我们的新飞行员“机枪手”太胖，怎么也走不好队列，“老山”副大队长说他是：“厚度变距离，宽度变间隔”，使队列训练站队无法成一线，新飞行员“阑尾炎”也是个胖子，他的怪形体态，队列训练从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像样的动作。
我们七名飞行员当中，除了我以外，他们都有了对象，他们积极向上，一心赴在飞行上，但是，心上的姑娘也使他们中的几个人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而我无忧无虑，一门心思考虑飞行。我常想：我和他们如此不一样，也许是我身上的血管里流着新疆民族军的“三区革命”的父亲血液的原因吧？或者是父亲和部队从小就开始教育的原因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知道要珍惜自己的每一刻时间，珍惜来自不易的飞行员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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