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申报》首任主笔、敦煌县令｜一位晚清读书人的人生沉浮-当代敦煌




《申报》首任主笔蒋其章敦煌往事
文/夏　惠
孟子用鱼和熊掌来说明取舍和抉择的道理，但在生活中，人们的选择远没有“两难”那么简单。即使此刻选择的是熊掌，但当最后打开盖子那一刻，才会发现，盘中不过是鱼罢了。告别灯火辉煌的十里洋场，告别苦心经营已声名日隆的《申报》，蒋其章选择了遥远的敦煌，这一看似简单的选择，对一个人来说，并不是最佳的；但对于敦煌，却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敦煌是有魔力的，不止是蒋其章会这样作出选择，还有后来的常书鸿、段文杰……
蒋其章，字子相，浙江省杭州府钱塘县人。1872年，《申报》创刊，正值而立之年的蒋其章被聘为首任主笔，很快就使这张新创办的报纸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扩大影响。同时，他还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翻译小说《昕夕闲谈》（Night and Morning, 1841）的翻译者[1]，是我国翻译西方小说第一人。

▲蒋其章书法
蒋在当时的上海文坛很有影响，常发起以文会友的集会。光绪五年（1879），他选择了步入仕途，离开《申报》，到僻远的敦煌任县令，作为报馆主笔，正处于自己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刻，为何离开十里洋场，丢下影响日广的《申报》，要到僻远的西北，当一介小小的县令？在敦煌，他有着怎样的经历？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草原恋简谱，对他的命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告别申报选择敦煌
同治十一年（1872）年初，来华经营茶叶和布匹的英国商人安纳斯托·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筹备创办《申报》，邀请当时已在浙江一带颇有名气的“武林名孝廉”——蒋其章担任主笔镰月铃乃。4月30日，《申报》创刊号正式发行。美查颇有识人与用人之能，将编辑大权交给蒋其章、钱昕伯等人，由中国人主持笔政。蒋其章也迅速彰显出他的文学才能和组织才能，自创刊后，一步步扩大报纸影响，后来又于11月11日发行我国第一份文艺期刊《瀛寰琐记》。


作为当时著名的文人与报馆主笔，蒋其章得以结识诸多寓沪或游沪的文人墨客，“吾因龙湫旧隐得便交诸名士，颇盛文。”“龙湫旧隐”即葛其龙，上海滩文人学士时有雅集，互相诗词唱和，成为一时盛事。如1872年冬，上海滩文人有著名的四次消寒雅集，聚集了不少在沪的诗人，这些诗作大多在后来刊登在《申报》上。
在申报馆时期，蒋其章还于1873年编辑出版了《文苑菁华》一书，这是一部关于科举应试的集子，收录了五百多篇范文，这也是申报馆出版的第一本书籍。申报对于科举考试相关消息的热衷和编纂出版此书，一方面离不开当时的时势，迎合当时的社会需要；一方面，这与主笔者如蒋其章、何桂笙、钱昕伯等人内在的科举情结大略也密不可分。与当时许多文人士子一样，蒋其章在担任《申报》主笔的同时，内心并不愿意放弃参加科举以入仕的愿望，故而多次入京参加会试，毕竟，自曾祖到父亲，都曾有过红顶子。

光绪三年（1877）四月，蒋其章终于在会试中中式，名列第三甲，被朝廷赐“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分发敦煌知县。但直至次年春，蒋氏方才踏上远赴甘肃之路。光绪四年三月初三日的《申报》载有署名“龙湫旧隐”（即葛其龙）的两首诗作《花朝偕蒋君子相、香叶、万君剑盟小饮江楼》、《送子相出宰甘肃》，诗云：“柳色依依动别情，一鞭有客赴西征。座中恐惹离愁起，不遣双环唱渭城（时子相将赴甘凉）。”花朝节在农历二月，至少在此时，蒋其章仍在上海，其后方才赶赴敦煌。后万剑盟也写有《送子相之官甘肃》诗四首，诗中表达了送别之情，还讲到“时闻喀什葛尔之捷”，左宗棠部收复喀什是在1877年12月，消息传到上海，大略也是次年春天了。也就是说，蒋氏虽于光绪三年春就分发敦煌，但直至新疆初步平定后的光绪四年春，蒋其章才告别繁华的上海，告别申报馆，告别唱和数年的诗友，踏上了西去的遥遥路途。
当敦煌遇见蒋其章
光绪五年，藏经洞还在沉睡之中，莫高窟亦并不为外人所知，在省城兰州候缺的众多官员眼里，敦煌属于“急难繁重”之县，即使被委派此缺，他们也会想尽办法推脱，宁愿选择距离省会较近的皋兰等地，也不愿意来此偏远之地。
但蒋其章来了！在圆熟于官场的诸位来看，显然，他不是个聪明人！但也正是因为这个文人士子又一次不聪明的抉择，敦煌幸运地遇到了蒋其章。

▲1908年的莫高窟五层楼
蒋其章在敦煌任职的有关情况，在敦煌县志中并无详细记载。但查阅左宗棠信札、奏折及敦煌县地方史志等相关档案，我们可以约略找到一些线索。
依据清朝县官任用办法，被朝廷选用后，要经吏部钦派大臣验放，之后方能领照（相当于任命书），再到省缴照康李，经试用一年经考察甄别，称职者等待有缺后方能改为实授。也就是说，蒋其章虽于光绪三年即得吏部铨选试授为敦煌知县，但直至次年春方赶赴甘肃缴照，到甘后依例必须留省试看考察一年，经试用验看甄别后，上报吏部注册留用，待有实缺后方才能够上任，因此，蒋其章直至光绪五年春天方才得以署理敦煌。

▲敦煌城南门“靖远门”
光绪五年（1879），左宗棠在《与崇峻峰方伯》函中说：“平番、宁夏均四字要缺，应即遴选请调。……应补人员，吴瑩尚可，张汝学、刘子铣亦期胜任。即用如蒋其章，已委署敦煌。余则尚待查看。”[2]左氏在函中将候补的官员分为了若干等，蒋其章几乎已列入末等，属于勉强可用之列。但自此函可以看出，这一年蒋其章才委署敦煌，并且很不受左氏赏识。
敦煌人吕钟编纂的《重修敦煌县志》收录有蒋其章诗作，其中有一首作于光绪五年上巳日的《偕凤雨村游月牙泉得诗一首》，其中写道：“列坐流觞病未能，偶谈名迹陟嶒陵。群山一曲淡无影，新水半湾微有冰。”显然，蒋其章于是年初到任后，当地官员士绅曾在月牙泉设宴邀请，但蒋氏或许因旅途劳顿生病，未能参加。后到农历三月初三，虽尚处于苦寒之中，月牙泉冰尚未完全消融，但敦煌向有此日官绅士女游观月牙泉之俗。初到此地的蒋氏也按捺不住对此千古名胜的向往之情，与前任凤赓（字雨村，光绪三年十二月署任敦煌）同至月牙泉游览并作诗吟唱。后来，他还游览莫高窟等处，并作诗歌吟，其创作应该不少，但蒋氏留存至今的与敦煌有关的诗作，只有《游千佛洞得诗三十韵聊以疥壁》等三首[3]。

署理敦煌后，刚刚步入仕途的蒋其章就像每一个刚刚踏入政坛的文人一样，颇想施展一番作为。当时的敦煌，尚处于同治年间兵燹大饥后的恢复之中，无力承担过多的财政负担。敦煌南山原有金厂，按例每年须向甘肃布政司上解课金九十九两，但因“矿老山空，金苗不旺，停采已久，器具全无”。加之“连年拖欠课金，盈千累百，各任更换不一，摊赔多无可着追；金夫死徙无存，带征则尤为拖累”。布政司屡次“饬催报解”，敦煌无力承当。蒋氏遂向甘肃布政司崇保禀告，以求免除该项课金，后经左宗棠上奏朝廷，此项终得免除[4]。对敦煌来说，减去了很大一笔负担，但却令时常发愁于军费的左宗棠很不高兴。

▲左宗棠
左宗棠在西北时，雷厉风行发布《通饬陕甘各州县禁种罂粟并发戒烟药方》等通告，严令各级官员禁绝罂粟，并积极倡办文教。蒋其章积极践行这一政令。敦煌南湖一带，远离县城，地处荒僻，但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宜于多种作物生长。但长期以来，官吏放任自流，民众贪图其利，种植罂粟的面积日益扩大。蒋其章了解到这种情况后，遂指派兵丁将所种罂粟“拔除尽净”，并引导民众在“荒歇地亩引水灌田，种植稻谷”。同时，他积极“兴修义学”，并“筹捐社粮阿丹娜，以每年所收息粮作义学膏火”（敦煌义学膏火，本为筹捐，历任主政者均积极筹捐，并以之作为基金，发商生息，取息三斗，实有兴学助学之义，亦几成定例）。此二举得到了左宗棠的嘉许，认为他“所办尚是”。但也指出：“惟每粮一石取息三斗，未免太重。应即切实议减，并饬派妥绅经管，明定条章，以垂久远。”[5]

▲左宗棠
蒋其章在任时，还洗刷了敦煌举人雷起瀛的不白之冤。雷起瀛在敦煌近代史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曾考充爱新觉罗学官，教授天潢子弟，归乡后主鸣沙书院讲席，拥皋比二十年，敦煌士气一时振起，后来敦煌许多有作为者都出自他门下。同治年间，匪患连年，地方推举雷起瀛办地方防守局局务，兼带户勇。同治十一年，因左宗棠围白彦虎于肃州，地方渐安，遂遣散户勇，杜门不出，精心著述。颇受地方士绅民众推重。同治十二年三月，白彦虎在肃州遭清军围堵溃败窜至敦煌，穷途末路之时，欲逃往新疆，遂在敦煌大肆掳掠，直至六月麦熟抢掠后方才离去，秋禾被劫掠殆尽，造成同治十三年大饥，人相食人，死亡枕籍。逃亡他乡者不可胜数。时左宗棠驻肃州，拨发赈银，却为不良官吏谢某等挪作他用，无法发放，以至引发众怒。受民众所共举，雷起瀛居中调停而不得，进而导致民众迁怒。地方官吏亦嫁祸雷起瀛等[6]。诬告时已病入膏肓的前任县令樊建基和雷起瀛相为狼狈，罗列“仗势欺人，藉公肥己”、散发赈银、夤缘功名等罪名上禀左宗棠，左宗棠虽派员调查，但受到谢某等贿赂，真相因此被蒙蔽，左宗棠遂上折以雷起瀛助樊建基“借供支军粮为名，于冒销仓粮巨款外，勒派民间捐粮盈千累万”和“助官为虐，鱼肉乡里，久为敦煌士民所切齿”的罪名，革去雷起瀛“举人、已保花翎候选直隶州知州”的功名，饬归乡里，不得再干预政事[7]。

▲敦煌社会贤达城内孔庙前合影
光绪五年，蒋其章到任之后不久，便听闻雷起瀛声名，并收到“合邑绅耆举人”的联合呈文，经详细了解后，遂将经过情形及时禀报了安西直隶州知州龚恺，并将“合邑绅耆举人”的联合呈文一并呈上。幸而，龚恺也较为正直，并无回护前任之意，又将此情及时禀告给了左宗棠。光绪六年十一月，左宗棠向朝廷上折，以雷起瀛“自被革后，尽心课士，并未干预公事，现已六十四岁。该绅等目击其悔改属实”。且“自被革后，闭户读书，力图晚益，尚属深知愧悔”（按：《重修敦煌县志·人物志》载雷起瀛披冤十年，在狱读书，当为误记）。请求朝廷“将已革举人、花翎知州拣选知县雷起瀛开复翎顶职衔原资我做我的王，以示激劝” [8]。程丽莎雷起瀛所蒙之不白之冤终于算是得到了洗刷。

▲莫高窟寺庙前的敦煌百姓
蒋氏在敦煌任上，求免课金，振兴文教，查禁烟毒，清理冤案，几件大事，在敦煌地方志中虽记录不多，但参照《左宗棠全集》中的批札和奏折等即可找到端倪。蒋氏所为，对敦煌民风士习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但在上级左宗棠那里，却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左氏其时正在忙于西征，军费本来紧张，而蒋氏几乎是反其道而为之，故在左宗棠心里，种下的是“办事颟顸”的坏印象。
“外事接待”再埋祸根
更令左宗棠这位上司不高兴的事儿还在后头，根据左宗棠的批札和信件，蒋其章在任期间连续接待了两批来到敦煌的外国考察团。第一次是在光绪五年，匈牙利人塞切尼·贝拉(Grof Szechenyi Bela，1873-1918)持总理衙门的执照，带领考察团自上海来到肃州，拜见了左宗棠后“意欲出关寻通青海、西藏之路”[9]（左宗棠信札中称之为马加国、奥斯国来游历之人摄政义，，考察团成员还包括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奥地利人古斯塔夫·库列托奈尔）。塞切尼考察团有着明确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清廷所持态度是：“遇有入藏游历洋人，设法阻止，倘不能阻，则加意防护，勿稍疏玩，以免滋生事端。”[10]因此，左宗棠便对该考察团“以荒山万叠、路绝人行告之”苏州别墅装修，但塞切尼一行仍坚持欲往，左宗棠遂“发传牌加派委员并亲军护送”到敦煌。在敦煌，塞切尼等受到了蒋其章的招待，但显然受左宗棠密谕，并未提供过多便利。故塞切尼“到沙州后觅路不得，登山四望，戈壁沙碛无可置足，废然而返”（塞切尼在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和敦煌地形，在后来著作的《于远东》一书中记载了当时莫高窟的窟型、供养人的保存状况和一些纳供于佛窟内的木像，绘制了敦煌县百万分之一的分色地图和敦煌县城及莫高窟外景速写）。由于塞切尼此行探路不顺，遂发抱怨于官府，言左氏“不准传话、服役人等同往、准抵安西为界”，致左宗棠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诘问。后塞切尼一行后自甘州、西宁取道去往青海，相比蒋其章，西宁办事大臣喜桂亭显然已熟谙官场之潜规则，对该考察团一路倍加照护，办理较为妥善，颇得左宗棠赞赏，并给予奖赏。

▲俄国探险家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
其后，俄国探险家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i Mikhaylovich Przhevalsky，1839-1888，左宗棠信札记为“俄官尼”）带领由三名军官、八名士兵及哥萨克人组成的十三人考察队，经新疆考察来到敦煌，也欲“自此取道前赴布达拉”，实质目的是探查自新疆通往西藏的道路。蒋其章两次上札禀告左宗棠，“（俄官尼）寓居城外千佛寺，意在购觅蒙人带路。”“沙州本有通海路径，道光元年，青海因拿匪查禁此路，奉有谕旨，自此以后，遂断人行，而山径微茫，水冲沙蹋，更无从查探。”左宗棠对此也更为谨慎，连批两札，告诫蒋其章要妥善处理。“预以路绝行人、无从试步告之，彼如不信，则听客之所为，恐亦将废然而返。”“既经与俄官说明，如必欲觅路前进，该地方官固不耽干系也。”“境内该护送地方必应护送，免有借口。”[11]蒋其章以为不予指路，普氏也定会像塞切尼一样“废然而返”，有了上次“外事接待”的教训，蒋其章对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敦煌境内一切给予照顾，想当然的以为普氏也定会“废然而返”，但这一次，已是第三次到中国考察探险、富有经验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带领他的探险队“移牧大泉一带”，终于找到了愿意为他们带路的蒙古人，并顺利地从当金山口进入青海，后终进入西藏，在那曲附近的杂玛尔（今那曲县措麻乡）被“藏番阻拦”，“藏众一心坚拒”，全体僧俗人民“众立誓词，切实团结，纵死立阻”[12]，普氏一行的西藏考察之旅遂告终止。可以说，两次“外事”接待，蒋其章均没有妥善处理，不仅使左宗棠受到了总理衙门的指责，也令左宗棠对他的能力愈加产生了怀疑。

▲敦煌城西南道路旁的炮台营房
接下来的事情则令左宗棠更为恼火，左宗棠一直对白彦虎残部保持高压态势，但一小部分由新疆境内窜至敦煌南境，并由大红山进入罗布淖尔，因距离过远，蒋其章未能及时设法缉拿，致其逃窜。蒋其章虽及时向左宗棠做了禀报，但显然左宗棠极为恼火：“该令于此次回犯逃入辖境未能设法截拿，事后却言之了然，亦足见其办事并无实心也。”[13]左宗棠对蒋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甚有看法。还“姑加训饬，以观后效”。这使得蒋其章在左宗棠心目中逐步成了一个“居心浮沩、庸劣不职”的官员。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那个紧紧密封着的命运之盘中，当初的“熊掌”正一点点变成“鱼”。
暗遭弹劾终沉下僚
光绪六年重阳节，蒋其章陪敦仁太守、张海廔（外广内娄）明府策骑重游月牙泉，同韵和诗。蒋其章诗为：“策骑沙山下坂来，半泓泉水镜奁开。崚峦倒影浸寒碧，风浪不生闻怒雷。天马神奇疑附会，沙鸥浩荡足徘徊。时清僚佐今多暇，好共临流酹一杯。”此时的蒋氏，没有料到，三天之后左宗棠上奏朝廷的奏折中，会将他革职。其实，早在光绪六年正月，左宗棠上折吏部求准予陕西华阴人李荣试署敦煌知县，后李荣未准到任。显然，此时，左宗棠已做好撤换蒋其章的打算。至光绪六年九月，左宗棠终于以蒋其章“居心浮沩，办事颟顸”为八字考语，上奏朝廷将其革职，并推荐“廉隅自励、志在有为”的何桂顶替了蒋其章[14]。

中国的读书人，都有着入仕为官的梦想，即是百折千回，都不肯放弃。不甘心的蒋其章并没有选择回到家乡浙江或者上海申报馆，而是继续留在西北，投入了左宗棠部下张曜的幕府，做了一名书记员。这样一个选择令人为之叹息，富有才华的他自此在官府案牍之间郁郁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在申报馆，蒋其章如鱼得水，才能得到了全面的发挥，也取得了诸多成就；但走上仕途之后，却屡屡碰壁。探究其始终难入左宗棠法眼，并遭到弹劾的原因，一方面，蒋并非左氏的嫡系，本就不受左宗棠的信任，加之来到甘省后并无出色表现，在敦煌任上诸事几无一件能合与左氏心意；另一方面，左宗棠对报馆人士，始终存在偏见，当时报纸对西北局势的报道或多或少有着左宗棠负面的新闻，使左宗棠很是不快，并对报馆人士颇为轻视。在与友人书信中，曾有“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15]的说法，蒋氏曾任申报馆主笔，左宗棠“恨”屋及乌，自然不会再用蒋其章。其实在蒋氏自己，也在光绪元年九月十日《申报》刊载的《论新报体裁》一文中认为：“笔墨生涯原是文人学士之本分，既不能立朝赓歌扬言，又不能在家著书立说，至降而为新报，已属文人下等艺业，此亦不得已而为之耳。”即使在西北做一名小小的书记员，也比做一名报馆人士强，这也就注定了他后期的悲剧。

敦煌革职离任之后，蒋其章被辟为张曜的幕僚，落魄的他仍对复职满怀希望，希望能够积累功绩，“还职之旧”。于是，蒋其章出嘉峪关来到了在阿克苏、喀什任左宗棠部将张曜麾下，做了张曜的幕僚，“司书记也”[16]，逐渐落魄。在这里，他遇到了施补华，施蒋二人都是同治九年庚午科举人，本有同年之谊，施于光绪五年（1879）受左宗棠委派，到阿克苏张曜幕府，查办辟展（今鄯善县，乾隆三十六年于此设辟展巡抚）巡抚杨培元事，因办案不力遭到弹劾，降职为县丞，相同的境遇使两人成为知己，经常在一起诗词唱和，颇为相契。施补华在《泽雅堂诗集》《文集》中记载了多首施蒋二人唱和之诗。如《泽雅堂诗二集》卷八有《疏勒行馆与子相夜谈杂作三首》，用这样的诗句说蒋其章：“子亦可怜人，翩翩扬马才。边关堕作吏，鬚髭飞黄埃。作吏复见斥，从军犹自哀。效彼楚囚泣，媿此达士怀。”从诗中可以看出，蒋其章与施补华相见后，心情非常低落，以至怆然涕下，施补华对他进行了一番劝慰。而且此后，两人经常在一起饮酒吟诗，畅谈时势。诗集内存有《题子相秋怀二十首后》《天意二首与子相》《留子相饮酒》《岁暮与子相》《同子相、福之至虚随园看花，傑堂军门置酒款之，邀子相作诗贻傑堂兼与福之别》等多首。

光绪九年三月，蒋其章母亲在肃州（今酒泉）逝世（蒋氏在喀什任职，家属及母亲暂居住在肃州），蒋其章“出次外舍，斩衰，旦夕哭如礼，用浮屠七七之说”。但直到五月，蒋其章才得以告假，“自喀什葛尔驰还肃州，归其柩于杭。”[17]。临行，向施补华乞写墓志铭。其中总结蒋其章经历为：“十年持家，子再婚媾。乡贡廷试，成名亦骤。出宰戎县，近养远就……非罪斥官，下考曲构。母曰命然，与谗邂逅。辟书为佐，文字是售。衰亲壮儿，别泪盈袖。尺勋寸功，还职之旧。”此墓志铭将蒋其章出任县官之后的经历，做了一个简要的叙述。丧事处理完毕后，蒋氏返回张曜幕府[18]。
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张曜由西北回京待命，施补华、蒋其章随同返京。在此后的几年中，蒋其章始终没有离开张曜幕府。后清廷令张曜查勘山东河工海防，蒋其章又随同张曜来到山东济南。十二月初一日（1886.1.5），李慈铭、朱一新等京中官员、文人设宴为之践行，“夜，偕蓉生设饮黄廷方，践张朗斋尚书及均甫、蒋子相赴山东也。邀醉香、花农、桂卿同饮，清谈甚欢，凡再易烛，至三更后散。”[19]。在美丽的济南，他与施补华畅游大明湖、铁公祠等名胜古迹，并有唱和之作。同时，与徐寿兹、孙蕴苓、张采南、王以敏、蓝庆翔等文人士子“尊酒倡酬”[20]，写作了不少诗篇。

蒋其章虽不入左宗棠法眼，但在张曜幕府，却颇为倚重，多次派蒋其章到京城办事。光绪十六年三月，施补华病逝。次年七月，张曜卒。蒋其章继续在接任者福润幕府任职。光绪十八年（1892），刚刚到知命之年的蒋其章在元宵节踏灯归来后溘然长逝。同僚赵国华为他做了一则挽联：“幕府水泉清，我共军咨惭祭酒；灯宵残月堕，谁期词社咽屯田。” 联后注曰：“挽钱塘蒋子相其章。中丞幕府自南海张公樵野荫桓后，余为长者十年矣，君近亦在矣。工倚声，壬辰元夕踏灯归而殁。壬辰。”[21]
蒋其章死后，同在山东巡抚幕府任职的王以敏作了一首“哭蒋子相”的词作：
百字令哭蒋子相
竹山才调，记弹琴嗜酒，目空天壤吕成功。不是老兵莲幕客，三黔谁容疏放?廿载思君，紫台青塚，重理珠泉榜。鬓丝堆雪，彩毫依旧无恙。几日送我旗亭，醉魂醒未，影事随春往。燕子楼空雏凤死，谁弔屯田仙掌？烟柳微词，霜花剩藳爱火焚身，都付秋坟唱。剌船归矣，海涛终古哀响。
词后小注曰：“君令甘肃敦煌，挂吏议，从军新疆十余载。晚随张勤果重来济上。著有《明湖渔唱词》，以无子，身后俱佚去。”[22]这一小注也对蒋氏一生做了一个概括，中进士后任敦煌县令，后“挂吏议”，即遭到谏官的指摘弹劾，从军新疆十余年。又说他“老兵莲幕客”，南齐尚书令王俭府第被时人誉为莲花池，故幕府又雅称为莲幕，幕僚也称为莲幕客。蒋作为山东巡抚张勤果（张曜）的幕僚来到济南。晚年著有《明湖渔唱词》，亦“以无子，身后俱佚去”。词中也说他的词作“都付秋坟唱”。令人叹惋的是，他一生的诗作虽在晚年著有《明湖渔唱词》，但因“无子，身后俱佚去”，现在，我们只能从他的同僚、友人的诗集中找到一些影踪，所存也不多。

▲敦煌旧城东门“迎恩门”
从《申报》首任主笔到敦煌县令，再到遭弹劾流落异地他乡，直至客死山东。终其一生，那胸怀中的宏大抱负终未得到施展，期盼自己选到的是“熊掌”，等最后命运的盘子打开，赫然已变成了“鱼”，命运就这样一次次地开着玩笑。
王以敏词中还说到，“竹山才调，记弹琴嗜酒”写到了蒋其章不仅才气过人，文采出众，还富有音乐素养刘逸云，弹得一手好琴。王以敏又有《前赋杂感绝句，受之、采南均有和作，再用旧韵和之二十首》，其一曰：“相逢海上伯牙絃，流水高山思悄然。莫话十年分手地，凤城寒食草芊芊。”诗后小注曰：“听子相抚琴。”在王以敏听来，蒋其章就如俞伯牙，一曲高山流水，弹出了知音难得、惺惺相惜之义。其实，蒋其章在上海担任《申报》主笔时，就曾经因弹琴受到经常雅集的文人士子的称赞。可惜，命运多舛，际遇不佳，琴声远去慕承和，作品散佚，一个多才多艺的才子刚刚在申报馆露出锋芒，却终选择了经济仕途，到敦煌任上又时运不济，遭到左宗棠的弹劾，以至晚年劳碌于案牍之间，寄身于莲幕篱下，客死于异地他乡，遥想其自敦煌遭弹劾后的无数个静夜，内心凄惶之态，令人为之叹惋。

蒋其章——这个名字，不该被敦煌忘记，在官场上，他不是个聪明人！可恰是他极不聪明抉择与作为，给敦煌留下了虽不浓艳但却值得永远铭记的一笔！
参考文献：
[1]邬国义，《第一部翻译小说〈昕夕闲谈〉译事考论》，[C]，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华文史论丛》，2008（4），总第九十二辑：285-288。
[2]左宗棠. 与崇峻峰方伯.《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十二分册），[M]，（清）左宗棠撰；刘泱泱等校点，湖南长沙：岳麓书社，2009：416
[3]蒋其章. 诗三首[6]吕钟撰，人物志·雷起瀛条，《重修敦煌县志》，[M]，吕钟修纂，敦煌市人民政府文献领导小组整理，甘肃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420-421曲比阿卓，303-309
[4]左宗棠. 陈报安西州并敦煌县应解课金无人采挖情形折（光绪五年九月十四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七》，[M]，（清）左宗棠撰；刘泱泱等校点，湖南长沙：岳麓书社，2009：354
[5]左宗棠. 敦煌县蒋令其章禀复试种稻谷并南湖罂粟均已查拔净绝由（光绪六年）.《左宗棠全集·札件》，[M]，（清）左宗棠撰；刘泱泱等校点，湖南长沙：岳麓书社，2009：481
[7]左宗棠. 参革敦煌县举人雷起瀛等员片（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左宗棠全集·奏稿六》，[M]，（清）左宗棠撰；刘泱泱等校点，湖南长沙：岳麓书社，2009：121
[8]左宗棠. 请准将雷起瀛开复翎顶职衔原资片（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七》，[M]，（清）左宗棠撰；刘泱泱等校点，湖南长沙：岳麓书社，2009：560
[9]左宗棠. 与崇峻峰方伯,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答西宁办事大臣喜桂亭，与喜桂亭，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答喜桂亭，《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十二分册），[M]，（清）左宗棠撰；刘泱泱等校点，湖南长沙：岳麓书社，2009：426，427，433，440，445，453
左宗棠. 照护马加国游历官出关入关转由西宁取道入藏情形片.《左宗棠全集》（附册），[M]，（清）左宗棠撰；刘泱泱等校点，湖南长沙：岳麓书社，2009：151
[10]光绪五年闰三月下，《清实录·德宗实录（一）》（第五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381，429
[11]左宗棠. 敦煌县知县沙州营参将会禀俄人坚执赴青海情形由,敦煌县蒋令等禀俄人移牧大泉一带仍坚要带路各情由（光绪五年）.《左宗棠全集·札件》，[M]，（清）左宗棠撰；刘泱泱等校点，湖南长沙：岳麓书社，2009：467-468
左宗棠. 俄游历官员由敦煌境外觅番人带路径行赴藏地方文武无从保护情形片.《左宗棠全集》（附册）官路法则，[M]，（清）左宗棠撰；刘泱泱等校点，湖南长沙：岳麓书社，2009：157
[12]《清季筹藏奏牍》（第一辑），吴丰培辑，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出版，1938：14
[13]左宗棠. 敦煌县禀回犯窜入罗博脑追捕不及各缘由（光绪五年）.《左宗棠全集·札件》，[M]，（清）左宗棠撰；刘泱泱等校点，湖南长沙：岳麓书社，2009：471
[14]左宗棠. 甄别庸劣不职各员折（光绪六年九月十二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七》，[M]，（清）左宗棠撰；刘泱泱等校点，湖南长沙：岳麓书社，2009：531
[15]姚公鹤. 上海闲话,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28
[16] [19]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八，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越缦堂日记》，[M]，（清）李慈铭著，江苏扬州：广陵书社，2004：9695，10943
[17]施补华. 《泽雅堂文集（卷六）·蒋母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15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57
[18]邬国义，《〈申报〉第一任主笔蒋其章卒年及其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90-91
[20]徐寿兹. 湖桥春影图题词附.《济游词钞》,徐寿兹著，光绪丁酉(1897)刊本:10
[21]赵国华.《青草堂补集》（卷六），光绪二十一年（1895）赵氏刊本：12
[22]王以敏.《檗坞词存》(卷二)，光绪九年（1883）刊本:17

作者简介

夏惠 男，1976年生于敦煌。挚爱敦煌文化与写作事业，热心研究地方史志，曾先后作为主要编写人员参与《敦煌市志》《敦煌教育志》《敦煌体育志》等地方史志编纂撰写。有多篇文章发表在省地市报纸杂志上，并编选入地方文学作品集。
封面设计：一田
本期编辑：远 近 水中天
文章校对：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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